东师文院教师于文夫涉嫌学术腐败

糊涂一夏

高校学术腐败的又一大丑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文夫博士论文系抄袭之作

于文夫：1982年出生，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其博士毕业论文《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一：

斯大林夺取并且巩固了权利之后，立刻着手用强悍的手段开展大规模建设，到了二战爆发前，苏联的各项建设已出具规模，发展成一个众所瞩目的工业强国，诸如“工业化”、“集体化”、“五年计划”、“斯达汉诺夫运动”、“创造性劳动”等等时尚名词成了苏联社会的主题词。工业建设的风潮也拥进了文学领域，产生了《水泥》、《索溪》、《时间呀，前进！》、《油船“德宾特”号》、《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一些优秀的作品。

《钢与渣》，描写了苏联钢铁工人在卫国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战争爆发后，位于顿巴斯的一家钢铁厂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了支援前线，全力以赴投入生产，他们深知工程炼出的每一吨钢都是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所必需的。当战线逼近顿巴斯时，工程逼迫撤往乌拉尔，随同撤退的职工在乌拉尔的工厂继续加班加点，提高劳动效率，为战争炼出优质钢材，而留下的职工则参加地下组织的活动，与占领军和几个无耻的叛徒进行斗争。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优美动人的人物，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作者波波夫曾是一位钢铁厂的工程师，《钢与渣》是根据他在战时生活中的观察与体验创作出来的，是他

的长篇处女作，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第涅伯河上的灯火》，作品写的是著名的第涅伯水电站建设工程。1926 年，苏联政府制定了电气化计划，决定率先在第涅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市兴建大型水电站。第涅伯水电站 1927 年动工，经过苏联建设工人历经五年的艰苦工作，于 1932年竣工发电，这是苏联建设的第一个声誉卓著的大工程。《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叙述了第涅伯水电站建设的经过，作者描写了火热的建设场面和建设者们火红的建设激情，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发挥集体力量和劳动智慧，历尽艰辛完成伟大的建设任务，其中还穿插了与阶级敌人破坏分子的斗争，以及几个优秀共青团员的成长。

文革前，中国大陆陆续翻译并出版了苏联生产建设类系列小说：《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加拉克姜诺夫、阿格兰诺夫斯基著，王仲年译，文化工作社，1953）、《第三代》（祖巴文著，万方泰译，作家出版社，1951）、《复兴顿巴斯》（格林著，叶至美译，文光书店，1953）、《火光》（卡拉瓦叶娃著，顾用中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基利贝也夫船长》（沙任著，邵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漫长的道路》（卡捷尔里著，黎群译，作家出版社，1958）、《白焰》（沙布柯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4）、《车间主任》（普拉托希金著，种觉译，光明书局，1953）、《急骤的转弯》（列昂尼朵夫著，郭恕可译，时代出版社，1954）、《幻想实现了》（巴都里著，周爱琦译，新文艺 出版社，1956）、《姐妹们》（穆赫塔尔著，衷维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七船岛》（奥西波夫著，高华译，时代出版社，1954）、《库斯尼兹克地方》（瓦洛辛著，韦丛芜译，文化工作社，1952；《库兹尼茨克》，朱周木译，中华书局，1954）、《亲爱的祖国》（萨扬诺夫著，华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硬质合金》（库兹涅佐夫著，北京编译社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店开大门》（阿尔古诺娃著，童新译，工人出版社，1957）等等。

以上文字是抄袭“数帆老人”于2007年9月8日在“天涯社区”发表的《伏尔加河上的灯火——漫话苏联小说》。在此，本人想说两句：作为一个拥有最高学历的于文夫博士，竟然在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中抄袭网络文章，不知道这位于博士是否还有一丝一毫的学术廉耻？另外，于博士千万不要说这位“数帆老人”就是你自己。因为“数帆老人”在自己微博中写过《荒凉的时代——回顾1966-1979年的阅读生活》一文，回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读书经历。据我所知，于博士是出生于1982年，“数帆老人”在读那些苏联文学作品的时候，于博士还在刮大风呢。下面将“数帆老人”的《伏尔加河上的灯火——漫话苏联小说》的部分原文摘录如下：

斯大林夺取并且巩固了权力之后，立刻着手用强悍的手段开展大规模建设，到了二战爆发前，苏联的各项建设已初具规模，摇身变成一个众所瞩目的工业强国，够本打一场大战了。战前十几年里，诸如“工业化”、“集体化”、“五年计划”、“斯达汉诺夫运动”、“创造性劳动”等等时尚名词成了苏联社会的主题词。建设的风潮自然也拥进了文学领域，苏联建设的各个方面――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基础建设、交通建设、国防建设、能源建设等等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出了不少讴歌苏联人民建设成就的作品。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建设题材小说中，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几部著名作品――《水泥》、《索溪》、《时间呀前进》、《油船德宾特号》、《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外，以下这些作品也值得注意：

《钢与渣》（波波夫著，移模译，时代出版社，1953；侯浚吉译，文化工作社，1953）。《钢与渣》描写苏联钢铁工人在卫国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在文革前颇为风行。战争爆发后，位于顿巴斯的一家钢铁厂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了支援前线，全力以赴投入生产，他们深知工厂炼出的每一吨钢都是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所必需的。当战线逼近顿巴斯时，工厂逼迫撤往乌拉尔，随同撤退的职工在乌拉尔的工厂继续加班加点，提高劳动效率，为战争炼出优质钢材，而留下的职工则参加地下组织的活动，与占领军和几个无耻的叛徒进行斗争。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优美动人的人物，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作者波波夫曾是一位钢铁厂的工程师，《钢与渣》是根据他在战时生活中的观察与体验创作出来的，是他的长篇处女作，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尤列柴斯基著，仲佛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这部作品写的是著名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工程。1926年，苏联政府制定了电气化计划，决定率先在第涅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市兴建大型水电站。第聂伯水电站1927年动工，经过苏联建设工人历经五年的艰苦工作，于1932年竣工发电，这是苏联建设的第一个声誉卓著的大工程。《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叙述了第涅伯水电站建设的经过，作者描写了火热的建设场面和建设者们火红的建设激情，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发挥集体力量和劳动智慧，历尽艰辛完成伟大的建设任务，其中还穿插了与阶级敌人破坏分子的斗争，以及几个优秀共青团员的成长。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生产建设类小说还有这样一些，《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加拉克姜诺夫、阿格兰诺夫斯基著，王仲年译，文化工作社，1953）、《第三代》（祖巴文著，万方泰译，作家出版社，1951）、《复兴顿巴斯》（格林著，叶至美译，文光书店，1953）、《火光》（卡拉瓦叶娃著，顾用中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基利贝也夫船长》（沙任著，邵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漫长的道路》（卡捷尔里著，黎群译，作家出版社，1958）、《白焰》（沙布柯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4）、《车间主任》（普拉托希金著，种觉译，光明书局，1953）、《急骤的转弯》（列昂尼朵夫著，郭恕可译，时代出版社，1954）、《幻想实现了》（巴都里著，周爱琦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姐妹们》（穆赫塔尔著，衷维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七船岛》（奥西波夫著，高华译，时代出版社，1954）、《库斯尼兹克地方》（瓦洛辛著，韦丛芜译，文化工作社，1952；《库兹尼茨克》，朱周木译，中华书局，1954）、《亲爱的祖国》（萨扬诺夫著，华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硬质合金》（库兹涅佐夫著，北京编译社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店门大开》（阿尔古诺娃著，童新译，工人出版社，1957）……以上这些只是部分书目，这类作品是苏联小说的主流，就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批量地生产出来，数量非常可观，内容和形式也都有相似之处，总的来说质量一般，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详加介绍了。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苏联文学的翻版，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情况不一样而已。1957 年反右斗争以前，中国文学界几乎是亦步亦趋地紧随、模仿和学习苏联文学界的一切做法、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开始产生分歧，两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冷却。但是，我国文学界对北方邻国的文学动态或思潮仍然了如指掌，因为有些文学作品或理论著作在以“黄皮书”的 形式内部出版。可以说，十七年文学史上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有关人士，一直在学习和借鉴来自苏联的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这就使得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以上文字是抄袭2004年苏州大学陈南先的博士论文《俄苏文学与“十七年中国文学”》，原文如下：

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情况不一样而己。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中国文学界几乎是亦步亦趋地紧随、模仿和学习苏联文学界的一切作法。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开始产生分歧,两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冷却。但是,我国文学界对北方邻国的文学动态或思潮仍然了如指掌,因为有些文学作品或理论著作在以“黄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可以说,“文革”前十七年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有关人士,一直在学习和借鉴来自苏联的东西。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三：

这些小说都揭露了帝国主义，宣扬了爱国主义的主题，真实地反映了华工们的苦难生活及其悲惨的命运。不论是《苦社会》中的阮通甫，还是《黄金世界》中的阿金，《猪仔还国记》中的某“粤人”，都是在寻求生活出路时，被诱骗和强行拐卖成为“猪仔”的。他们完完全全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无权与外界进行通信。过着与驴马无异的生活。这些小说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国发展工业的愿望和要求。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有识之士以为像西方那样发展工业，壮大实力才是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拒约奇谈》中的坚决主张“废约”的“病夫”，主张“速纠资集财，广开工厂，无原料，则速溶金合众，广兴农牧”，通过立工厂、兴农牧来抵制帝国主义。《黄金世界》中的李相国“螺岛”，也是开矿山、建铸铁、织布、织丝等厂，成为一个亦工亦农的自足世界。

当然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它还称不上真正的工业文学，它所揭示的是西方殖民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宣扬的是爱国主义主题，并不是有意识的反映工业化本身所固有的社会矛盾。作品并没有展开对工矿生活的描写，也没有刻画出像样的真正产业工人形象。其次，从艺术上看存在明显的缺陷。小说中间充满了大量的议论，甚至分量超过了具体的生活描写。小说的情节、结构安排往往也十分牵强，如《苦社会》中李心纯、鲁吉园、阮通甫三位朋友的行踪，阮去秘鲁做华工而死亡，李去美国经商遇禁约，鲁先去秘鲁后往返于中美，成为一个串线人物和见证人。可以看出作者颇费了一番苦心，但明显的有人为痕迹，显得很不自然。其三，从思想上看，其爱国热情和改良主义是混合在一起的。面对国内黑暗、民不聊生，在国际上华人受辱的现实，作者都不曾探寻其根本的原因，寻找到彻底改变的途径，都是把希望寄托在兴办工农实业上，实际上是当时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反映。特别是《黄金世界》描写的“螺岛”。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明朝皇族后裔逃到这里，依靠天然富饶的物产生存繁衍下来，不受外面世界的侵蚀，保持了平等自由的政治与淳朴的民风。显而易见，这是作家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的主观幻想。作者不没有提出推翻封建专制的要求，反而设计由明代皇族后裔来建立这种新社会，正表现了其封建正统观念。

尽管如此，这些小说在中国的工业文学史上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开了写工人的先河。它们与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相比，重点揭示帝国主义者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从而把中国工业文学一开始就置于与帝国主义者的历史性冲突之中，可以说兆示了其后百年间中国工业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反帝爱国思想。在中国文学中，历来有表现手工业者、作坊工人生活的作品。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的倾销，摧垮了中国的手工业，如方浚颐的《织妇叹》，就是描写手工业破产，织工无以为生的苦难境况的，而且偏重于抒发诗人主观的感情。与之不同的是，反美华工禁约小说，表现的已是我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虽然刚刚由农民、市民而来，意识上还没有真正工人化)，这标志着中国工业文学诞生的前奏曲已经奏响了。

织工无以为生的苦难境况的，而且偏重于抒发诗人主观的感情。与之不同的是，反美华工禁约小说，表现的已是我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虽然刚刚由农民、市民而来，意识上还没有真正工人化)，这标志着中国工业文学诞生的前奏曲已经奏响了。

   以上文字是抄袭贾玉民在《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6期中发表的《中国工业文学：萌发于世纪之交》。原文如下：

首先,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华工们的苦难生涯及其悲惨的命运,写出了华工的血泪史。不论是《苦社会》中的阮通甫,还是《黄金世界》中的阿金,《猪仔还国记》中的某“粤人”,都是在寻求生活出路时,被诱骗和强行拐卖成为“猪仔”的。华工被骗登上西方的“招工”轮船后,便“一条索扣住,不准展动”(《黄金世界》)。确如帝国主义者所供认的,如非洲黑奴被贩运到美洲那样,华工“一百个有九十九个是象捕捉野兽一样被猎获和装船的”(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第183页)。在船上,华工要忍受鞭打、迫害、折磨、像阮通甫那样稍露不满,便被打死,尸体被抛人大海,其妻子与女儿也随丈夫的尸体一同投人海中。……小说中还写到在巴西的华工“未明上工,见星始休。所居之屋,矮不类屋,秽不如牢,挨挤不及马棚猪棚”;日食之餐“每日每人只给三合黑料豆,生吞活剥”,与驴马相似。

其次,这批小说也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当时知识界对中国发展工业的愿望和要求,以及初步出现的某些工业的状况。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有识之士以为,象西方那样发展工业,壮大实力,才是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苦社会》中主人公李心纯提出,对付美国的禁约,中国“一层是兴实业”,即垦荒与办工厂。“内开利源,外塞漏危,并立富强的基础;再隔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国不成了黄金世界么?’,《拒约奇谈》中的坚决主张“废约”的“病夫”,主张“速纠资集财,广开工厂;无原料,则速酵金合众,广兴农牧”,通过“立工厂,兴农牧”两条途径抵制帝国主义。果然他自己购置机器,招收训练工人,在江苏漂阳兴办了纺织厂。《黄金世界》中的理想国“螺岛”,也是开矿山,建铸铁、织丝、织布、纺纱等厂,成为一个亦工亦农的自足世界。这些描写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改造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种共识,以及在世界迈向工业化社会的大趋势下,中国已出现的近代工业的现实。

……

首先它们都还称不上真正的工业文学,它所重点揭示的是西方殖民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宣扬的是爱国主义主题,并不是有意识地反映工业化本身所固有的社会矛盾。作品并没有对工矿生活展开描写,也没有刻画出像样的真正产业工人的形象。其次,从艺术上看都有明显的缺陷。如小说中充满了大篇幅的议论,甚至份量超过了具体生活的描写。小说的情节、结构安排,往往也十分牵强,如《苦社会》中李心纯、鲁吉园、阮通甫三位朋友的行踪,阮去秘鲁做华工而死亡,李去美国经商遇禁约,鲁先去秘鲁后往返于中美,成为一个串线人物和见证人。这里见出作者颇费了一番苦心,但明显的有人为痕迹,显得很不自然。其三,从思想上看,其爱国热情和改良主义是混合在一起的。面对国内黑暗、民不聊生,在国际上华人受辱的现实,作者都不曾探寻其根本的原因,寻找到彻底改变的途径,都是把希望寄托在兴办工农实业上,实际上是当时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反映。特别是《黄金世界》描写的“螺岛”。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明朝皇族后裔逃到这里,依靠天然富饶的物产生存繁衍下来,不受外面世界的侵蚀,保持了平等自由的政治与淳朴的民风。显而易见,这是作家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的主观幻想。作者不仅没有提出推翻封建专制的要求,反而设计由明代皇族后裔来建立这种新社会,正表现了其封建正统观念。

尽管如此,这些小说在中国的工业文学史上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第一,它们与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相比,重点揭示帝国主义者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从而把中国工业文学一开始就置于与帝国主义者的历史性冲突之中,可以说兆示了其后百年间中国工业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反帝爱国思想。第二,在中国文学中,历来有表现手工业者、作坊工人生活的作品。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的倾销,摧垮了中国的手工业,如邓嘉填的《株陵织业行》,方浚颐的《织妇叹》等,就是描写手工业破产,织工无以为生的苦难的,而且偏重于抒发诗人主观的感情。与之不同的是,反美华工禁约小说,表现的已是我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虽然刚刚由农民、市民而来.意识上还没有真正工人化),这标志着中国工业文学诞生的前奏曲已经奏响了。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四：

这些作品，有的留下了中国民族工业诞生的某些印记。如发表于 1915 年《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四号的《一文钱》，写广东某地“桃源村”镇，在一归国华侨工人的倡仪下，创办“慈善会”，会员每人每天贮一文钱，一年后即得五万元，乃购日本机器，聘技师，创办纺织厂，招贫民数百人为工人。经十年发展，资本累计达 150 万，工人以万计，全国仿效。如果说这篇小说纯然是幻想作品，是清末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潮遗留的产物，是《黄金世界》中“螺岛”的再版，那么，发表于 1916 年《小说月报》第七卷二期的《苏家布》（作者汪剑虹），则比较切近现实。小说描写了天津近郊农家苏二，本以织布为副业，在“洋布”打击下，土布危机，他在布商支持下，学习外国技术，改革织染法，在家乡建厂雇工，织出了远近闻名的“苏家布”，苏二成了纺织厂主。小说所写的内容，对于中国商办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并不典型；小说在形式上也未脱出传统笔记小说的写法，但在那时尚缺乏此类内容的作品情况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工人小史》和《欧战声中苦力界》可以称为这类小说中最突出的两篇。《工人小史》（发表于 1913 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七号）的作者焦木（恽铁樵）一贯提倡小说创作，注意发现人材，鲁迅的《怀旧》曾得他的好评。《工人小史》这篇仅五千字的文言小说，以较为纯熟的笔法，粗线条然而多方面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处境。主人公韩桑人原是陕西的读书人，破产后与妻子流落上海谋生，幸得途中结识某机器厂工匠李有发，介绍他到上海南市某官办厂当了工人，勉强度日。他虽已工作了十年，是一名熟练的机器工匠，但因一细小事故就被开除了。小说围绕韩桑人的遭遇比较广泛地展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种种迫害。一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人早六点进厂，下午五时方才放工，中间午饭时间仅 45 分钟。星期日也不得休息。二是工资低廉，如韩桑人这样的技工，一周仅得工资四元，一家人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既为工人，便终身与贫困结不解缘”。三是工头的勒索。工人们为了保住饭碗，只得给工头送礼，否则即被开除。在工作中，工头也往往责骂、殴打工人，工人不得不忍气吞声，厂中所聘的洋人工程师更是态度暴戾。四是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不仅随时都面临失业的威胁，而且时时有生命危险。工人李七在为机器加油时，偶一失手，即被卷入机器中而死，抛下母子三人。“工头悍然谓是自已不慎、更不稍怜悯”，厂中才付了 20 元的抚恤金。而李二被机器轧死，竟未得一文抚恤。所以工人时时担心“万一不幸人亡，家亦随之”，顷刻间落个家破人亡的结果。即使工人生病，也会迫得无以为生。工人王耀就是因春间得了一场重病，不得已借了工头的高利贷，待病愈入厂，所得工资还不够还工头的高利债。五是工人社会地位低下。韩桑人被工头派到杨树浦去修船，因携带工具桶，在电车上即被卖票员殴打，把工具扔到车下，致使韩桑人跳下车拾工具时摔破了额头。面对工人如此处境，作者感叹道：“上海者，不可思议之怪物也。彼都人士，狐裘皇皇，望之，几无一非神仙中人。贫人流离琐尾而至此者，虽有伍大夫箫，不许吹也。”作者还把我国工人处境与西方国家作了比较，“欧洲苦力，尝以星期日不得休息，同盟罢工。吾国工人，则甚愿星期日有工作命令，可多得一日工资也。”

《工人小史》不仅如此直接而广泛地反映了我国二十世纪初工厂的生活状况，而且也初步地刻画了工人形象。韩桑人本是出身于陕西的破产农家的读书人，流落上海当工人后，十年的磨炼，性格善良、正直之外，也多了刚强。在电车上无故受辱，他敢于当即大怒，骂卖票人道：汝洋狗，捧得外人饭碗，便鱼肉同胞！”后来被开除时也直斥工头：“汝亦工人，何苦假洋人势力，自残同类卜……”工人李有发着笔不多，作者着重表现了其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乐于助人的特点。他与韩桑人旅途偶遇，便慨然挺身而出，予以帮助。

企翁(生平不详)创作于 1914 年、发表于 1917 年上海《小说海》第 3 卷第 7号的白话短篇小说《欧战声中苦力界》，也是此时不可多得的佳作。在正常岁月工人尚勉强度日，而遇到动乱之时，企业倒闭，工人更陷入绝境之中。小说通过上海码头工人王二与其邻居方家在 1914 年 10 月 4 日，即阴历中秋节这天的情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给中国工业与工人的巨大灾难：洋行关门、进出口贸易停止，码头工人王二只得失业在家；女儿阿珍在丝厂做工，靠着与监工何先生“要好”，保住饭碗，但由于战事，“经济恐慌”，也面临着停工；邻居方家男子原在河南洛潼铁路当筑路工人，也因战争而停工，工头席卷工人工资而逃，方家男子走投无路而自杀。陷人绝境中的方家嫂嫂也只好一死了之。小说在不长的篇幅中，通过码头、丝厂、铁路建设三个方面，传达出了战争中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与部分中国工厂的普遍萧条。

  这些小说的背景都放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确为集中在沿海城镇的中国初期工业领域生活留下一些剪影。特别是它们直接表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是有很大进步性的,宣告了中国产业工人形象已经开始进人文学之中。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民初杂草蓬生的荒芜文坛上,恰如数点星光,熠熠生辉。虽然距“反美华工禁约文学”只十年左右,但艺术技巧却有相当大的改观。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小说大量译介,其艺术方法也自然成了中国作家模仿借鉴的榜样,一些技巧开始被吸收到小说创作中。如《工人小史》《欧战声中苦力界风檐下》等,已经注意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对某些场景的细致描写代替了对故事传奇性的追求,以更广泛地反映生活。在结构上以倒叙代替了单一的按时间顺序的叙事方式。这些都预示着真正新型的工业文学即将诞生。

   以上文字也是抄袭贾玉民在《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6期中发表的《中国工业文学：萌发于世纪之交》。原文如下：

这些作品,有的留下了中国民族工业诞生的某些投影。如发表于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四号的《一文钱》,写广东某地“桃源村”镇,在一归国华侨工人的倡仪下,创办“慈善会”,会员每人每天贮一文钱,一年后即得五万元,乃购日本机器,聘技师,创办纺织厂,招贫民数百人为工人。经十年发展,资本累计达150万,工人以万计,全国仿效。如果说这小说纯然是幻想作品,是清末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潮遗留的产物,是《黄金世界》中“螺岛”的再版,那么,发表于1916年《小说月报》第七卷二期的《苏家布))(作者汪剑虹),则比较切近现实。小说描写了天津近郊农家苏二,本以织布为副业,在“洋布”打击下,土布危机,他在布商支持下,学习外国技术,改革织染法,在家乡建厂雇工,织出了远近闻名的“苏家布”,苏二成了纺织厂主。小说所写的内容,对于中国商办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并不典型;小说在形式上也未脱出传统笔记小说的写法,但在那时尚缺乏此类内容的作品情况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

《工人小史》和《欧战声中苦力界》可以称为这类小说中最突出的两篇。《工人小史》(发表于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七号)的作者焦木(恽铁樵)一贯提倡小说,注意发现人材,鲁迅的《怀旧》曾得他的好评。《工人小史》这篇仅五千字的文言小说,以较为纯熟的笔法,粗线条然而多方面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处境。主人公韩桑人原是陕西的读书人,破产后与妻子流落上海谋生,幸得途中结识某机器厂工匠李有发,介绍他到上海南市某官办厂当了工人,勉强度日。他虽已工作了十年,是一名熟练的机器工匠,但反因一细故就被开除了。小说围绕韩桑人的遭遇比较广泛地展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种种迫害。一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人早六点进厂,下午五时方才放工,中间午饭时间仅45分钟。星期日也不得休息。二是工资低廉,如韩桑人这样的技工,一周仅得工资四元。一家人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既为工人,便终身与贫困结不解缘”。三是工头的勒索。工人们为了保住饭碗,只得给工头送礼,否则即被开除。在工作中,工头也往往责骂、殴打工人,工人不得不忍气吞声厂所聘的洋人工程师更是暴决态唯。四是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不仅随时都面临失业的威胁、而且时时有生命危险。工人李七在为机器加油时,偶一失手,即被卷人机器中而死,抛下母子三人。“工头悍然谓是自已不慎、更不稍怜悯”,厂中才付了20元的抚恤金。而李二被机器轧死,竟未得一文抚恤。所以工人时时担心“万一不幸人亡,家亦随之”,顷刻间落个家破人亡的结果。即使工人生病,也会闹得无以为生。工人王耀就是因春间得了一场重病,不得已借了工头的高利贷,待病愈人厂,所得工资还不够还工头的高利债。五是工人社会地位低下。韩桑人被工头派到杨树浦去修船,因携带工具桶,在电车上即被卖票员殴打,把工具扔到车下,致使韩粟人跳下车拾工具时摔破了额头。面对工人如此处境,作者感叹道:“上海者,不可思议之怪物也。彼都人士,狐裘皇皇,望之,几无一非神仙中人。然贫人流离琐尾而至此者,虽有伍大夫箫,不许吹也。”作者还把我国工人处境与西方国家的作了比较,“欧洲苦力,尝以星期日不得休息,同盟罢工。吾国工人,则甚愿星期日有工作命令,可多得一日工资也。”

《工人小史》不仅如此直接而广泛地反映了我国二十世纪初工厂的生活状况,而且也初步地刻画了工人形象。韩桑人本是出身于陕西的破产农家的读书人,流落上海当工人后,十年的磨炼,性格善良、正直之外,也多了刚强。在电车上无故受辱,他敢于当即大怒,骂卖票人道:汝洋狗,捧得外人饭碗,便鱼肉同胞!”后来被开除时也直斥工头:“汝亦工人,何苦假洋人势力,自残同类卜··…”工人李有发着笔不多,作者着重表现了其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乐于助人的特点。他与韩桑人旅途偶遇,便慨然挺身而出,予以帮助。

企翁(生平不详)创作于1914年、发表于1917年上海《小说海》第3卷第7号的白话短篇小说《欧战声中苦力界》,也是此时不可多得的佳作。在正常岁月工人尚勉强度日,而遇到动乱之时,企业倒闭,工人更陷人绝境之中。小说通过上海码头工人王二与其邻居方家在1914年10月4日,即阴历中秋节这天的情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给中国工业与工人的巨大灾难:洋行关门、进出口贸易停止,码头工人王二只得失业在家;女儿阿珍在丝厂做工,靠着与监工何先生“要好”,保住饭碗,但为了战事,“经济恐慌”,也面临着停工;邻居方家男子原在河南洛撞铁路当筑路工人,也因战争而停工,工头席卷工人工资而逃,方家男子走投无路而自杀。陷人绝境中的方家嫂嫂也只好一死了之。小说在不长的篇幅中,通过码头、丝厂、铁路建设三个方面,传达出了战争中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与部分中国工厂的普遍萧条。

这些小说的背景都放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确为集中在沿海城镇的中国初期工业领域生活留下一些剪影。特别是它们直接表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是有很大进步性的,宣告了中国产业工人形象已经开始进人文学之中。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民初杂草蓬生的荒芜文坛上,恰如数点星光,熠熠生辉。虽然距“反美华工禁约文学”只十年左右,但艺术技巧却有相当大的改观。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小说大量译介,其艺术方法也自然成了中国作家模仿借鉴的榜样,一些技巧开始被吸收到小说创作中。如《工人小史》《欧战声中苦力界风檐下》等,已经注意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对某些场景的细致描写代替了对故事传奇性的追求,以更广泛地反映生活。在结构上以倒叙代替了单一的按时间顺序的叙事方式。这些都预示着真正新型的工业文学即将诞生。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五：

《三天劳工底自述》着重描写在学徒生活中学徒精神上所受到的压抑。小学徒 12 岁即因家贫而被迫到铜佛铺子做工。只因读过两年书，就受到伙计们的挤兑，不仅被分派一些买菜、铺床、倒夜壶之类的差事，还要遭到师兄们的嘲讽。掌柜不在家，甚至连茶也不能喝。读书孩子的才智完全被视为多余，学徒所受压抑可见一斑。《师弟》则侧重揭示劳工肉体上的痛楚。描写了 13 岁的学徒，身材弱小，已负担起养活家庭的重担。由于劳动繁重，冬天手脚长冻疮，但还要受到老板喝斥，最后在上门板时跌伤吐血，反被老板辞退，死于家中。《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了上海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多重侧面。首先是作为工人的贫困生活。陈二妹年幼丧父，即无兄弟姊妹，也没有近亲远戚。以 17 岁的年龄，却要忍受早 7点、晚 6 点的长时间劳动，月薪仅 9 元。尽管如此，她还要受管工的凌辱与经济上的盘剥。因此，她对造成她贫困的烟厂老板充满仇恨，一再劝人“不要去吃我们工厂的烟。”难能可贵的是，虽处底层，但陈二妹仍有着善良、正直的高贵品质，以及反抗压迫的倔强意志，同时，面对处于同一处境的人，她能以纯真、善良的性格时时帮助他们，相互扶助，激励向上。当她初遇同宅潦倒文人“我”时，十分同情，以自己微薄的收入买来面包、香蕉接济，并规劝“我”过正常人的生活，使困顿之中的友人“欲情净化”。

以上文字是抄袭张鸿声发表在1999年第3期的《平顶山师专学报》中的《论中国文学中的工人》。原文如下：

《三天劳工底自述》着重描写学徒精神上所受的压抑。小学徒12岁即因家贫而被迫到铜佛铺子做工。只因读过二年书,就受到伙计们的挤兑,不仅被分派一些买菜、铺床、倒夜壶之类的差事,还要遭到师兄们的嘲讽。掌柜不在家,甚至连茶也不能喝。读书孩子的才智完全被视为多余,学徒所受压抑可见一斑。《师弟》则侧重揭示劳工肉体上的痛楚。描写了13岁的学徒,身材弱小,已负担起养活家庭的重担。由于劳动繁重,冬天手脚长痛冻疮,但还要受到老板呵斥,最后在上门板时跌伤吐血,反被老板辞退,死于家中。

后一类视角的作品在当时较少见,但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更鲜明,成就更高。在大量以人力车夫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鲁迅的《一件小事》无疑是最成功的一篇。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可谓是融合了上述两个视角的优秀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了上海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多重侧面。首先是作为工人的贫困生活。陈二妹年幼丧父,即无兄弟姊

妹,也没有近亲远戚。以17岁幼龄,却要忍受早7点、晚6点的长时间劳动,每月仅薪9元。尽管如此,她还要受管工的凌辱与经济上的盘剥。正因此,她对造成她贫困的烟厂老板充满仇恨,一再劝人“不要去吃我们工厂的烟。”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处于同一处境的人,却能以纯真、善良的性格,时时帮助。当她初遇同宅潦倒文人“我”时,十分同情,以自己微薄的收人买来面包、香蕉接济,并规劝“我”过正常人的生活,使困顿之中的友人“欲情净化”。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六：

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车夫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描写的重点。由于北京城市形态中缺少现代经济成分，使知识者较难将大工业作为认识现代社会、认识人的基点，而只是从普泛的人道角度去关注“被损害与被侮辱”的都市下层。由于北京产业工人数量极少，知识者视野中的底层人民大部分是某些与知识者生活相关的群落，换言之，是知识者日常生活中仅能接触到的一部分。就当时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来说，家中雇佣女仆与包月车夫是极为普通的，这就使得文人们与车夫、女佣的接触又比其他个体劳动者为多。因此，车夫作为这一时期劳工文学中最常见的形象便不足为怪了。如果说，劳工神圣与人道主义是这一时期知识者意识形态的中心点，那么车夫形象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体现者。

鲁迅的《一件小事》便是一篇描写车夫的力作。文中叙述一位车夫细心扶助被车撞的妇人，还通过车夫行为与坐车人自私心理的对比，强调车夫可贵的品质。茅盾曾评《一件小事》，说它“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但其中“劳工神圣”的色彩还是依稀可辨。所不同的是，它拉近了文人与车夫之间的距离。在车夫身上，不仅有被文人怜悯的遭际，还有被文人感佩的品质，因而给车夫生活添上了另一个不曾被人注意的侧面。郁达夫发表于 1924 年的小说《薄奠》与鲁迅的《一件小事》相似，《薄奠》大体上与《一件小事》相似。一个文人于大风之中乘车，而车夫却没有当时常见的“敲竹杠”行为。文人悄悄摘下手表资助其家庭用度，而车夫却登门奉还。这位车夫生活极为困难，以致买一辆人力车的愿望至死也没能实现。文中的车夫也在非人生活中保持着高尚的品德。

可以说，“五四”时期有关车夫的文学作品是当时关注底层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实绩，但勿庸讳言，这类作品大致仍囿于知识者文学的范畴之内。首先是广泛存在的知识者视角。大多数作品的题旨仍是表述与车夫有接触的文人的道德与情感，车夫的贫困或人格被发现，而非显现。即使是《一件小事》与《薄奠》这样优秀的作品，仍是从自我感受展开，更不用说胡适、沈尹默等人的单纯的人道情怀了。其次是作家对车夫生活的观察较为有限。他们大都注意到车夫生活中较容易关注的某个侧面，如贫困。相对来说，忽视了这种职业存在的巨大的社会性内容。仅就车夫的贫困来说，其本身只是外在显现，而其内里则是车夫与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所致。忽视了后者，对贫困的表现也就流于泛化了。我们注意到，许多小说都喜用上等人与车夫之间的比较为情节框架，如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中因贫困死去的老车夫与来往于街头的红男绿女的生死两行列等，这似乎在进行一种车夫贫困根源的挖掘，但由于掘之不深，而只能成为社会贫富悬殊的一种写照。由此，我们感到，车夫，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城市个体劳动者，其品性在“五四”文学中并不全面。当然，这里并非指摘“五四”劳工文学，就“五四”时期的思潮与新文学初期通行的短篇小说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以上文字是抄袭孟邻在1998年第6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发表的《新文学早期的人力车夫形象》。原文如下：

由于北京城市形态中缺少现代经济成份,使知识者较难将大工业作为认识现代社会、认识人的基点,而只是从普泛的人道角度去关注“被损害与被侮辱”的都市下层。由于北京产业工人数量极少,知识者视野中的底层人民大部分是某些与知识者生活相关的群落,换言之,是知识者日常生活中仅能接触到的一部分。就当时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来说,家中雇佣女仆与包月车夫是极为普通的,这就使得文人们与车夫、女佣的接触又比其他个体劳动者为多。因此,车夫,作为这一时期劳工文学中最常见的形象便不足为怪了。如果说,劳工神圣与人道主义是这一时期知识者意识形态的中心点,那么车夫形象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体现者。

……

鲁迅《一件小事》可视为第一篇。它描写一位车夫细心扶助被车撞的妇人,还通过车夫行为与坐车人自私心理的对比,强调车夫可贵的品质。茅盾曾评《一件小事》 ,说它“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 ,但其中“劳工神圣”的色彩还是依稀可辨。所不同的是,它拉近了文人与车夫之间的距离。在车夫身上,不仅有被文人怜悯的遭际,还有被文人感佩的品质,因而给车夫生活添上了另一个不曾被人注意的侧面。郁达夫发表于1924年的小说《薄奠》大抵与《一件小事》相似。一个文人于大风之中乘车,而车夫却没有当时常见的敲竹杠行为。文人悄悄摘下手表资助其家庭用度,而车夫却登门奉还。这位车夫生活极为困难,以致买一辆人力车的愿望至死也无从实现。这篇作品将车夫的品质与其贫困生活结合起来,使两方面都得以深化。

……

可以说,“五四”时期有关车夫的文学作品是当时关注底层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实绩,但勿庸讳言,这类作品大致仍囿于知识者文学的范畴之内。首先是广泛存在的知识者视角。大多数作品的题旨仍是表述与车夫有接触的文人的道德与情感,车夫的贫困或人格是被发现,而非显现。即使是《一件小事》与《薄奠》这样优秀的作品,仍是从自我感受展开,更不用说胡适、沈尹默等人的单纯的人道情怀了。其次是作家对车夫生活的观察较为有限。他们大都注意到车夫生活中较容易关注的某个侧面,如贫困。相对来说,忽视了这种职业存在的巨大的社会性内容。仅就车夫的贫困来说,其本身只是外在显现,而其内里则是车夫与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所致。忽视了后者,对贫困的表现也就流于泛化了。我们注意到,许多诗歌、小说都喜用上等人与车夫之间的比较为情节框架,如沈尹默、胡适的车上人与拉车人,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中因贫困死去的老车夫与来往于街头的红男绿女的生死两行列等等,但前者中两种人只构成同情与被同情的关系,后者中似乎在进行一种车夫贫困根源的挖掘,但由于掘之不深,而只能成为社会贫富悬殊的一种写照。由此,我们感到,车夫,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城市个体劳动者,其品性在“五四”文学中并不全面。当然,这里并非指摘“五四”劳工文学,就“五四”时期的思潮与新文学初期通行的短篇小说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改变这一切,唯有等待30年代思潮的演进与长篇小说体式的成熟了。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七：

胡风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就是以林祥谦为原型，展示了他从觉醒到牺牲的斗争过程。庐隐的《灵魂可以卖吗？》则是描写了工人的悲惨命运，而且以崇敬的心情表现了他们的美好心灵和反抗斗争。一些“二七”大罢工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中都留下了投影。

以上文字是抄袭贾玉民在1997年第5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发表的《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的历程和展望》。原文如下：

描写工人的小说与剧本也不断问世,如张光人(胡风)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 ,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庐隐的《灵魂可以卖吗?》 ,田汉的《午饭前》 ,李健吾的《工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有些作品不仅描写了工人的悲惨命运,而且以崇敬的心情表现了他们的美好心灵和反抗斗争,使“二七”大罢工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中留下了投影。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八：

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当推蒋光慈，他先在小说《少年漂泊者》中涉及到武汉“二七”罢工；接着在《短裤党》、《最后的微笑》以及《咆哮了的土地》中出现了一系列工人形象。其他如戴平万的小说《小丰》，华汉的《马桶间》，李守章的《秋之汐》，楼适夷的《盐场》，刘一梦的《失业以后》，蒋牧良的《锑砂》、《夜工》，夏衍的小说《泡》，草明的《倾跌》，欧阳山的《七年忌》，万迪鹤的《达生篇》，邵子南的《青生》等工业文学之作，在革命文学大潮中，形成了一支不容小视的潮流。在这热潮推动下，连“左联”之外的作家也多有工业文学之作。如巴金的中篇《砂丁》、《萌芽》，萧军的短篇《货船》、《四条腿的人》，毕奂午的《雷全的幸运》，罗淑的《井工》，萧乾的《道傍》等，壮大了革命文学的声威。这个时期的工业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增多，在总体的质量方面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大多数作品的主角已不是手工业工匠，而是真正的产业工人了。纺织、冶金、机械、矿山、铁路、轻工等等各行业几乎都已有触及。“左联”大力提倡的“工人通讯员”运动，也有一定成效。1936 年编纂的《中国的一日》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包括了工业题材 27 篇，有的即为工人所写。

以上文字也是抄袭贾玉民在1997年第5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发表的《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的历程和展望》。原文如下：

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当推蒋光慈,他先在小说《少年漂泊者》触及到武汉“二七”罢工;

接着在《短裤党》、《最后的微笑》以及《咆哮了的土地》中出现了一系列工人形象。其他如戴平万的小说《小丰》 ,华汉的《马桶间》 ,李守章的《秋之汐》 ,楼适夷的《盐场》 ,刘一梦的《失业以后》 ,蒋牧良的《锑砂》、《夜工》 ,夏衍的小说《泡》 ,草明的《倾跌》 ,欧阳山的《七年忌》 ,万迪鹤的《达生篇》 ,邵子南的《青生》等工业文学之作,在革命文学大潮中,形成了一支不容小视的水脉。在这热潮推动下,连“左联”之外的作家也多有工业文学之作。如巴金的中篇《砂丁》、《萌芽》、《雪》 ,萧军的短篇《货船》、《四条腿的人》 ,毕奂午的《雷全的幸运》 ,罗淑的《井工》 ,萧乾的《道傍》等,壮大了革命文学的声威。

这个时期的工业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增多,在总体的质量方面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首先是大多数作品的主角已不是手工业工匠,而是真正的产业工人了。纺织、冶金、机械、矿山、铁路、轻工等等各行业几乎都已触及。一些热点问题还受到作家的共同关注,比如“包身工”问题,杨潮先写了报告文学《包饭作》 ,接着夏衍先后写了《包身工》、《包身工余话》。其次,从作者队伍来说,“左联”大力提倡的“工人通讯员”运动,确有一定成效。 1936年编纂的《中国的一日》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包括了工业题材27篇,有的即为工人所写。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九：

战时中国，作家们大量走入内地乡镇，失去了可以保障工业文学延续的任何一个成熟都市，散居各处，形不成一个中心。社会状态的变化也导致对工人表现的新动向，人物形象开始出现非产业化、非都市化倾向。许多人物形象带有进步乡民与士兵色彩，这同战时中国文学“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走向大致一样。茅盾在战时已很少再完成上海题材的小说，即使他不离开战时上海，恐怕也不会写出类似《子夜》式的作品。《子夜》时期的那种由经济而政治的视角被置换为由政治而经济了。由于左翼工业文学是建立于上海等沿海都市成熟的资本主义形态之上的，因此，抗战之初，进步工人的形象大致与抗战救亡有关。大后方一批以工业为题材的文学，如雷加《水塔》中的铁工人小袁，接受了上级爆炸水塔的命令，并出色完成任务，以配合游击队作战；寒波的《爆毁》，则以工人蔡强与卖国厂长之间的斗争为线，描写进步工人爆毁工厂以免落于敌手。寒波的短篇小说《绝路》等表现了一些资本家唯利是图，不顾民族大义，拒绝往后方迁厂，勾结日本侵略者而自食其果的结局。茅盾的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炼》，则表现了大多数民族工业资本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国统区黑暗中的挣扎。茅盾的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虽不如《子夜》完美，然而却可以说是《子夜》的后篇，是吴荪甫的命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在我国工业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此外还有荆有麟的《火焰下的一天》、程海洲的《第十三号分厂》等作品。 不过这类作品难以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惊心动魄的斗争毕竟是阶段性的，更切实更深沉的生活呼唤作家们写出更切合中国现实的人物。这时，在新晋作家路翎笔下，出现了气质较特异的工人形象。

以上文字是抄袭张鸿声在1999年第3期《平顶山师专学报》中发表的《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工人形象》，原文如下：

战时中国,作家们大量走人内地乡镇,失去了可以保障工业文学延续的任何一个成熟都市,散居各处,却又形不成一个中心。社会状态的变化也导致对工人表现的新动向,人物形象开始出现非产业化、非都市化倾向。许多人物形象带有进步乡民与士兵色彩,这同战时中国文学“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走向大致一样。

抗战之初,进步工人的形象大致与抗战救亡有关。如雷加《水塔》中的铁路工人小袁,接受了上级爆炸水塔的命令,并出色完成任务,以配合游击队作战;寒波的《爆毁》,则以工人蔡强与卖国厂长之间的斗争为线,描写进步工人爆毁工厂以免落于敌手。此外还有荆有麟的《火焰下的一天》、程海洲的《第十三号分厂》等作品。

不过这类作品难以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惊心动魄的斗争毕竟是短暂的,更切实更深沉的生活呼唤作家们写出更切合中国现实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进作家路翎笔下,出现了气质较特异的工人形象。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

在这些小说里，路翎塑造了压迫者和众多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描绘了一幅幅旧中国煤矿工人悲惨生活的血泪斑斑的图画。《黑色子孙之一》的金承德，在日寇占领他的故乡后，只身从湖南农村来到四川，“人们总在欺侮他，世界总在拨弄他”。在这座坟墓一样的矿井里，像畜生一样地做工，最后跌进一口尚未竣工的深水井里 “沉没了”。而金承德的悲剧并不是个别的“事故”，小说写道：“这石层几年来吞食了无数矿工，无数的黑色的挣扎的生灵。”还有《卸煤台下》的许小东，他的命运也不比金承德好多少。这个也是从外省农村流徙到这座矿山的新工人，“工资每个月都不够，被剥削得心痛”。妻子患了伤寒症，生活逼他偷锅，带着全身的酸痛、饥饿和怨愤做工，不幸从卸台上跌下，成了残废。尽管他得到工友们热心的援助，但最终还是在生活的重压下精神失常，被逐出了矿山。即使是生活境况比较好一些的技术工人张振山，同样也是备受厂主压迫、剥削，无论他怎样雄强，也救不出饥饿的郭素娥，最终对于这世界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执着的飘泊者。金承德、许小东、张振山的遭遇，是旧中国工人在悲惨命运中挣扎的艺术写照，具有典型性和很强的社会批判的意义。路翎在这样的描写基础上，通过他的人物——矿工石三（《黑色子孙之一》）之口，表达了他的政治思考：“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这不是怪日本的问题。日本人也有享福的，也有受苦的被压迫的……”在民族矛盾尖锐、突出的抗日战争时期，路翎没有像许多作家那样去写“救亡”；而是从自己熟悉和深刻体验的生活出发，执着于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反映统治者、压迫者和劳动群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这是很难得的。

应当说，路翎对煤矿工人精神世界的探索，有失误，也有其深刻的独到之处。例如，对许小东、金承德等到矿山不久的工人，路翎着力描写他们对乡土的眷念之情，以及坚忍勤劳、淳朴善良的美德，同时也鞭挞了他们的愚顽、懦弱、自私、迷信、“惯会自己欺骗自己”等思想弱点。这些描写，无不给我们以丰富、复杂、真实的感受。《卸煤台下》对于许小东雨夜偷锅前后的强烈的复杂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是尤为精彩动人的。为生活所迫偷了一只锅，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却把他从乡间带来的朴实、善良的品德毁灭了，以致造成许小东长久的、难以治愈的精神创痛。

以上文字是抄袭纪桂平在1997年第5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略论路翎的工业题材创作》，原文如下：

在这些小说里,路翎塑造了压迫者和众多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描绘了一幅幅旧中国煤矿工人悲惨生活的血泪斑斑的图画。《黑色子孙之一》的金承德,在日寇占领他的故乡后,只身从湖南农村来到四川,“人们总在欺侮他,世界总在拨弄他”。在这座坟墓一样的矿井里,像畜生一样地做工,最后跌进一口尚未竣工的深水井里,“沉没了”。而金承德的悲剧并不是个别的“事故” ,小说写道:“这石层几年来吞食了无数矿工,无数的黑色的挣扎的生灵。”还有《卸煤台下》的许小东,他的命运也不比金承德好多少。这个也是从外省农村流徙到这座矿山的新工人,“工资每个月都不够,被剥削得心痛”。妻子患了伤寒症,生活逼他偷锅,带着全身的酸痛、饥饿和怨愤做工,不幸从卸台上跌下,成了残废。尽管他得到工友们热心的援助,但最终还是在生活的重压下精神失常,被逐出了矿山。即使是生活境况比较好一些的技术工人张振山,同样也是备受厂主压迫、剥削,无论他怎样雄强,也救不出饥饿的郭素娥,最终“对于这世界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执著的飘泊者” ,“奔向了未免带着疑问号的`看我老张……够不够朋友’的前途”。金承德、许小东、张振山的遭遇,是旧中国工人在悲惨命运中挣扎的艺术写照,具有典型性和很强的社会批判的意义。

路翎在这样的描写基础上,通过他的人物——矿工石三(《黑色子孙之一》 )之口,表达了他的政治思考:“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这不是怪日本的问题。日本人也有享福的,也有受苦的被压迫的…… ”在民族矛盾尖锐、突出的抗日战争时期,路翎没有像许多作家那样去写“救亡”;而是从自己熟悉和深刻体验的生活出发,执著于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反映统治者、压迫者和劳动群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这是很难得的。事实上,这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反映时代,表现“救亡”;因为,民族斗争,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

应当说,路翎对煤矿工人精神世界的探索,有失误,也有其深刻的独到之处。例如,对许小东、金承德等到矿山不久的工人,路翎着力描写他们对乡土的眷念之情,以及坚忍勤劳、淳朴善良的美德,同时也鞭打了他们的愚顽、懦弱、自私、迷信、“惯会自己欺骗自己”等思想弱点。这些描写,无不给我们以丰富、复杂、真实的感受。《卸煤台下》对于许小东雨夜偷锅前后的强烈的复杂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是尤为精彩动人的。为生活所迫偷了一只锅,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却把他从乡间带来的朴实、善良的品德毁灭了,以致造成许小东长久的、难以治愈的精神创痛。小说不惜笔墨,对这种精神创痛反复揭示,成为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一：

在短篇小说《工人》中，胡万春这样描写一个刚从学校毕业跨进工厂的“青工”在公交车上的神态：“通过全民炼钢运动，人们对于炼钢工人是相当敬仰的，因此车上的乘客都很注意他，有好几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看来他已经不止一次穿着工作服上班了。现在当他意识到大家都在看他，似乎有点卖弄的样子，一会儿把上衣的袖子卷起来，一会儿又把帽子拿下来掸了掸又戴上。一炼钢厂成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工作服成了青年人的时髦服装。这个名叫阿兴的青工在填表格“成分”一栏时，特别工整地填上“工人”，而且还流露出“兴奋的、满意的表情”，“当了工人，就像当了什么将军似的”。在《一个女炼钢工人》里，有一个外号叫“四百斤”的姑娘王玉含。她 15 岁初中毕业就考上了重庆钢校，后来被分配到上钢三厂坐办公室。看来她的发展方向是当一个技术员。但王玉含却暗暗抱定决心，一定要当个炉前工。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炉前工，她苦练身体、苦练技术。有一次，她居然扛起了四百市斤重的合金块，于是“四百斤”的外号就不胫而走。后来，这个王玉含还真成了优秀工人，担任了副炉长的职务。

以上文字是抄袭2007年上海大学蔡羚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时期上海的工人文学创作——暨工人小说家论》。原文如下：

在短篇小说《工人》中,胡万春这样描写一个刚从学校毕业跨进工厂的“青工”在公交车上的神态“通过全民炼钢运动,人们对于炼钢工人是相当敬仰的,因此车上的乘客都很注意他,有好几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看来他己经不止一次穿着工作服上班了。现在当他意识到大家都在看他,似乎有点卖弄的样子,一会儿把上衣的袖子卷起来,一会儿又把帽子拿下来掸了掸又戴上。”炼钢厂成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工作服成了青年人的时髦服装。这个名叫阿兴的青工在填表格“成份”一栏时,特别工整地填上“工人”,而且还流露出“兴奋的、满意的表情”,“当了工人,就像当了什么将军似的。”

在《一个女炼钢工人》里,有一个外号叫“四百斤”的姑娘王玉含。她15岁初中毕业就考上了重庆钢校,后来被分配到上钢三厂坐办公室。看来她的发展方向是当一个技术员。但王玉含却暗暗抱定决心,一定要当个炉前工。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炉前工,她苦练身体、苦练技术。有一次,她居然扛起了四百市斤重的合金块,于是“四百斤”的外号就不胫而走。后来,这个王玉含还真成了优秀工人,担任了副炉长的职务。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二：

在“十七年”时期的工业建设中，各行各业都高扬着集体主义的旗帜。工人们的生产竞赛不是为了争夺锦标，也不是为了争名夺利，而是为了通过这种劳动方式为国家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财富。当然，在劳动竞赛中，工人们也要与个别人的小集体主义思想作斗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甚至是大字报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这种方法完全是平和的、善意的。通过这样的启蒙加自我教育的方法，工人阶级的整体意识有了极大提高，所以他们才能做出许多前人做不到的事情、创造出许多的生产奇迹。在费礼文的《竞赛没有结束》里，有艾厂长对盛利的思想启发。在陆俊超的《海上父子》里，有党支部书记陈阿宝对船长、儿子陈海生的批评教育。胡万春的《红光普照大地》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揭示出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小说写道，在旧社会，“我”发现李之明的孔型设计真好，就想借他的样板学一学，李之明说：“我把样板借给你，大家都会开孔型了，我还能拿 15 成吗？哼，我教会了你，拆了我自己的台，我吃什么？家里有老婆，孩子，统统去喝西北风？”李之明的想法其实很有典型性，它表明，在私有制的情况下，虽然也采用机器化大生产，但技术仍然是私有的。如果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工人之间不可能在技术上互帮互学；倒是为了生存，工人们有可能团结起来共同破坏机器，或者举行罢工。但是，解放以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环境里，工人阶级的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技术公开、互相帮助、共同前进的集体主义就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

以上文字是抄袭2007年上海大学蔡羚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时期上海的工人文学创作——暨工人小说家论》。原文如下：

在“十七年”时期的工业建设中,各行各业都高扬着集体主义的旗帜。工人们的生产竞赛不是为了争夺锦标,也不是为了争名夺利,而是为了通过这种劳动方式为国家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财富。当然,在劳动竞赛中,工人们也要与个别人的小集体主义思想作斗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甚至是大字报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这种方法完全是平和的、善意的。通过这样的启蒙加自我教育的方法,工人阶级的整体意识有了极大提高,所以他们才能做出许多前人做不到的事情、创造出许多的生产奇迹。在工人作者的创作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工人们的自我教育。

在费礼文的《竟赛没有结束》里,有艾厂长对盛利的思想启发。在陆俊超的《海上父子》里,有党支部书记陈阿宝对船长、儿子陈海生的批评教育。胡万春的《红光普照大地》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揭示出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小说写道,在旧社会,“我”发现李之明的孔型设计真好,就想借他的样板学一学,李之明说“我把样板借给你,大家都会开孔型了,我还能拿15成吗哼,我教会了你,拆了我自己的台,我吃什么家里有老婆,孩子,统统去喝西北风”李之明的想法其实很有典型性,它表明,在私有制的情况下,虽然也采用机器化大生产,但技术仍然是私有的。如果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工人之间可能在技术上互帮互学倒是为了生存,工人们有可能团结起来共同破坏机器,或者举行罢工。但是,解放以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环境里,工人阶级的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技术公开、互相帮助、共同前进的集体主义就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三：

这篇小说是 1955 年发表的，这个班组会的场景显示出张科长和组员们的民主意识都很强。像这样未经科长同意而出现的工作失误，科长向厂长汇报并请求处分，这也是科长的管理权力。可是张科长并没有行使独断权，而是召开班组会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们起先没人发言，而是互相望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谁也不愿先挑头，做个出头椽子。可是当科长宣布大家不响就算通过时，工人阶级的民主意识就压倒了传统意识，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委婉地表示不同意，用的是中国人的含蓄的语言表达方式。于是张科长尊重民意，只把这个意见算做是个人意见，而不是集体的意见。会议就在一片民主的气氛中结束。这个场景中的几个细节透露出来的是干群关系的和谐、民主意识的浓郁和人际关系的朴素。唐克新的《亲骨肉》围绕着纺织工厂要不要改用“清纱器”以提高质量，描写了一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生产争议。自从安装了从外地引进的“清纱器”后，纺织女工们普遍反映“生活难做”。在开始“鸣放”的第二天，就出现了二三十张批评车间主任董阿二的大字报。有一张是这样写的：“咱们主任董阿二，资格老来有年纪；她千斤包袱背上背，骄傲自满了不起；眼睛长在头顶上，不信群众只信己：领导任务交给她，从不与众来商议；她说东你别说西，不然就要发脾气；官僚主义毛病重，群众和她远距离：董主任呀快警惕，痛下决心改前非；放下官僚空架子，请教群众把病医。”对支持董阿二的工场长金桂芬，工人群众也贴了大字报：“桂芬是官僚，对群众意见不理睬，提倡清纱器，主观害死人，骄傲又自大，只信自己不信人。”董阿二和金桂芬开始时都对大字报难以接受，甚至感到很委屈。后来，党委书记找金桂芬谈话，介绍了最近召开的党代会的情况，他说：“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平凡的人，带着人们共同的弱点和瑕疵。有个代表说得好：‘鲁迅说：战士尽管有缺点，他还是不失为战士；苍蝇虽完美无缺，他毕竟是苍蝇。’我们只要有勇气克服我们的缺点，便带来前进的力量。你原是从群众中来的人，但也逐渐习惯于发号施令了。你在礼拜六应该到群众中去走走，耐心听听他们对你的意见，你就明白了。”在党委书记的劝导下，金桂芬来到久违了的工人新村，走访老工人家庭，听到了工人们在操作实践中得出的对“清纱器”的客观判断。金桂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采用工人的建议改进了工作方法，使纱布质量有所提高。

以上文字是抄袭2007年上海大学蔡羚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时期上海的工人文学创作——暨工人小说家论》。原文如下：

这篇小说是1955年发表的,这个班组会的场景显示出张科长和组员们的民主意识都很强。像这样未经科长同意而出现的工作失误,科长向厂长汇报并请求处分,这也是科长的管理权力。可是张科长并没有行使独断权,而是召开班组会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们起先没人发言,而是互相望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谁也不愿先挑头,做个出头椽子。可是当科长宣布大家不响就算通过时,工人阶级的民主意识就压倒了传统意识,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委婉地表示不同意,用的是中国人的含蓄的语言表达方式。于是张科长尊重民意,只把这个意见算作是个人意见,而不是集体的意见。会议就在一片民主的气氛中结束。这个场景中的几个细节透露出的是干群关系的和谐、民主意识的浓郁和人际关系的朴素。

……

这篇小说发表于年,可见当时的大字报只是工人阶级内部发扬技术民主的一种工具,大家对待大字报的态度也很轻松、坦然,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一种批评方式。

唐克新的《亲骨肉》围绕着后纺工场要不要改用“清纱器”以提高质量,描写了一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生产争议。自从安装了从外地引进的“清纱器”后,纺织女工们普遍反映“生活难做”。在开始“鸣放”的第二天,就出现了二、三十张批评车间主任董阿二的大字报。有一张是这样写的“咱们主任董阿二,资格老来有年纪她千斤包袱背上背,骄傲自满了不起眼睛长在头顶上,不信群众只信己领导任务交给她,从不与众来商议她说东你别说西,不然就要发脾气官僚主义毛病重,群众和她远距离董主任呀快警惕,痛下决心改前非放下官僚空架子,请教群众把病医。”对支持董阿二的工场长金桂芬,工人群众也贴了大字报“桂芬是官僚,对群众意见不理睬,提倡清纱器,主观害死人,骄傲又自大,只信自己不信人。”

在小说里,带头贴大字报的是年轻的值班长、从中技学校毕业的施忠。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又是工作在最基层的技术干部。他思想上进,作风踏实,敢于反映工人群众的意见,可是一时却受到领导的误解。但是施忠不退缩,口头提意见不成就带头贴大字报。有的群众甚至在大字报里把金桂芬比作解放前在工厂里欺压工人的“拿摩温”。董阿二和金桂芬开始时都对大字报难以接受,甚至感到很委屈。后来,党委书记找金桂芬谈话,介绍了最近召开的党代会的情况,他说“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平凡的人,带着人们共同的弱点和瑕疵。有个代表说得好`鲁迅说战士尽管有缺点,他还是不失为战士苍蝇虽完美无缺,他毕竟是苍蝇。'我们只要有勇气克服我们的缺点,便带来前进的力量。你原是从群众中来的人,但也逐渐习惯于发号施令了。你在礼拜六应该到群众中去走走,耐心听听他们对你的意见,你就明白了。”在党委书记的劝导下,金桂芬来到久违了的工人新村,走访老工人家庭,听到了工人们在操作实践中得出的对“清纱器”的客观判断。金桂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采用工人的建议改进了工作方法,使纱布质量有所提高。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四：

1954 年到 1964 年，是被人传为美谈的与工人群众朝夕相处的“鞍钢十年”。周立波、艾芜、萧军、于敏、罗丹、杜鹏程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知名作家，无论是在火红的钢铁基地，还是在沸腾的矿山基地，或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铁路工地，或是在热情似火的工厂车间，这些作家们都迅速找到了他们创作的源泉、找到了他们创作的根据地。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这些作家直接投入到生产第一线和工人的日常生活中，直接感受到了工业生活那种令人万分鼓舞的新气魄和工人阶级激情似火的新风貌、新气象。上文我们曾经表述说，这些作家中很多人都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或从原先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乡村世界转行，开始涉足工业领域，或从边陲边疆人民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多样生活转向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新生活的新样态，当然更多的还是从战争题材领域转行到新领域，即转向工业题材中来，所有这些作家的卓越努力，都为新中国的工业描述献出了第一批令人思考的文化果实。无需举太多的例子，仅仅只要去阅读一下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罗丹的《风雨的黎明》、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我们就能发现当时工厂的建设是多么地轰轰烈烈、工人的生活又是多么地绚丽精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新中国一部年轻而又富有多种色彩的工业史。

以上文字是抄袭樊洛平在1997年第5期《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的《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考察与反思》，原文如下：

自1954年到1964年,有着被人传为美谈的与工人群众朝夕相处的“鞍钢十年”。周立波、艾芜、萧军、于敏、罗丹、杜鹏程等知名作家,无论是在火红的钢铁基地,还是在沸腾的矿山,或是在艰苦的铁路工地,都找到了他们的生活根据地,并直接感受到工业生活的新气魄和工人阶级的新风貌。他们或从乡村世界转而涉足工业领域,或从边陲人民的生活传奇转向表现工人新生活,或从战争题材转向工业题材,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献出了第一批思考的果实。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罗丹的《风雨的黎明》、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 ,它们共同构成了共和国一部年轻的工业史。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五：

首先，是直接通过描写出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场景进而扩展到整个工业变革的宏伟格局来表现工人阶级作为现代生产力主力军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力量。比如被称为“中国首部工业小说”的草明的《原动力》及其稍后创作的经典之作《火车头》，如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肖军的《五月的矿山》和艾芜的《百炼成钢》等长篇小说，以及胡万春、费礼文和唐克新等完全就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业余作家创作的一批短篇工业小说，都是如此叙述模式。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意识非常明确地突出了歌颂工人阶级、描写工业生产场景这一主题思想。通读这些小说，就会发现这些小说中到处都在描写工人们在第一线辛勤劳作时的忘我劳动精神、那种热火朝天的拼搏精神、那种勇于创新的技术革新精神、那种非常富有集体荣誉感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展开的相互竞赛但又彼此友好的精神。所有这些工人阶级在生产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特征，便都成为当时工业题材小说在创作时共同的歌颂对象。

其次，这些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试图经由描述两种矛盾即“阶级斗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来表现工人阶级身上所富有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政治立场、情感立场对于不同对象的爱与憎。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影响，“阶级斗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斗争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是非常流行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时代思潮，变成了人们集体无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由于整个社会中都弥漫着这种浓郁的政治氛围，才使得当时的主流话语对工业题材小说的理论和创作都影响极大。由此而来，诸如通过挖出或者是调查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这样的叙述逻辑来反映敌我矛盾、通过老工人对新旧社会的对比以及他们经过两个时期生活后所作的忆苦思甜来表现新中国工业建设所取得的卓越成绩，通过描写老师傅对青年工人思想的教育以及一些工人家庭的思想教育等等来描写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立场，所有这些几乎都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工业小说极度渲染的重要主题。上述不同类型的描写、赞美与歌颂，应该说也从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奋斗在第一线的工人阶级、热火朝天的工矿建设、企业建设和工厂政治生活和生产实践的一些实际情况，写出新中国建国后以工业建设为龙头的经济建设的开展、变化和工人阶级身上所具有的某些优秀的高尚品质。除却思想主题比较高尚之外，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还比较成功，有的作品也塑造出了较为真实感人、令人比较信服的人物形象。

以上文字是抄袭李运抟在2001年第1期《文艺评论》发表的《关于当代“工业小说”创作历史的整体反思》，原文如下：

一是通过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和工业变革,来表现工人阶级作为现代生产力主力军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力量。像被称为“中国首部工业小说”的草明的《原动力》及其稍后创作的《火车头》,如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肖军的《五月的矿山》和艾芜的《百炼成钢》等长篇小说,以及胡万春、费礼文和唐克新等工人业余作家创作的一批短篇工业小说,便都是如此。它们都意识明确的突出了这一主题思想。也因此,工人们的忘我劳动、拼搏精神、技术革新、团结一致和相互竞赛等表现,便成为共同的歌颂对象。

二是经由两种矛盾即“阶级斗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来表现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政治立场和情感爱憎。两类矛盾斗争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政治概念,对工业小说创作影响极大。由此而来,诸如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老工人的忆苦思甜、老师傅对青工思想的“传帮带”、工人家庭教育等等,便成为工业小说极度渲染的又一主题。

上述两类赞美,应该说也客观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工矿建设和工厂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写出建国后工业建设的开展、变化和工人阶级的某些优秀品质。有的作品也塑造出了较为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六：

著名作家茅盾就曾这样赞扬过《一点红在高空中》中“一点红”即青年女工阿珍的成长历程：“正在红光普照的高空里，消失于一片金红的人海，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的集体之中。”茅盾在作出这样评论的过程中对小说进行赞扬时所用的概念词汇和修辞比喻，全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或者更为形象化的一点来说，都显得是一派金光灿烂。但让我们比较遗憾的是，茅盾的这段赞扬性文字似乎强调的正是抽象的“工人阶级”和“鲜红的集体”，从而显得有些过于拔高或者说未免显得有些空洞无物。当然理论或评价的空洞无物，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些小说本身很多都是有些空洞化倾向的，它们都是试图仅仅追随意识形态的导向而不是真正地按照现实主义的叙述要求来表现出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其实只要联系一下当时的整个时代的思潮规范再来看看这些小说所精心拟定的标题，确实就能“顾题思义”。

以上文字是抄袭李运抟在2001年第1期《文艺评论》发表的《关于当代“工业小说”创作历史的整体反思》，原文如下：

茅盾曾这样赞扬《一点红在高空中》中“一点红”即青年女工阿珍形象的成长:“正在红

光普照的高空里,消失于一片金红的人海,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的集体之中。”赞扬所用的词汇和比喻,全是一派金光灿烂。似乎强调的正是抽象的“工人阶级”和“鲜红的集体”,未免空洞无物。其实只要联系时代规范而看看这些小说的标题,确实就能“顾题思义”。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七：

《钢人鲁佛祥》中的鲁师傅是副机械师，负责检修、维护和改进机器设备。他虽然没有站在轧钢机旁轧钢，但是他辛勤劳动的汗水同样融化在了每一块钢锭中。他知道，机器如果缺少像他这样的“保姆去关怀和爱护，轧钢工人力量再大，也是连一根钢也轧不出来的。”后来他犯了关节炎，又受了工伤，住进了医院，可是一听说工厂里正安装 20 吨的大飞轮，他就想方设法逃离医院来到厂里，解决了飞轮安装上的被称为“鸡蛋放进洋瓶口”的技术难题。作家胡万春用十分动情的笔墨揭示鲁师傅的内心世界:“解放以后，早上上班时，他人还没有到厂里，在老远的地方，他会站着先看一看厂里的烟囱是不是在冒烟。夜里，他睡在床上，梦中也会看到轧钢机。是呀，多少年啦!他把工厂当作了自己的家。”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一种对工厂的强烈认同感。

《老八吨》中的铸钢车间主任张海山，因为曾亲手浇铸过一件 8 吨重的大铸件得了“老八吨”这个美名。如今，为了实现上海年产 120 万吨钢的任务，他们厂要在 3 个月里从平地上造起一个中型钢板轧制车间，其中最困难的一件工作就是要在图纸还没有到的情况下浇铸 460 吨重的大机架。张海山凭着“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带领工人们集思广益，让总工程师打长途电话记下机架木模的大概尺寸，先做好粗坯，等拿到图纸后再修改木模。最后，依靠着全体工人的顽强拼搏，终于在四天里完成了浇铸任务，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故事显示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的崇高和伟大，他们在巨大精神力量的鼓舞下可以做出前人所不敢想、也不能做的许多惊人的创举。在费礼文的《上海一宝》里有一个工人叫李福祥，他问周围的伙伴:“是时间管人呢还是人管时间?” 伙伴们说:“当然是时间管人。” 李福祥听了摇头道:“不对，是人在管理时间! 24 小时虽是固定的，但我们却能做 48 小时的事情。”一个科室人员争辩道:“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情，他又没有长 6 只手。”李福祥反驳说:“别说三个，就是上十上百的事情，我们也能一下子挑起来。”争辩的人不服气:“有什么依据?” 李福祥坚定地回答:“我们工人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小说在塑造这个优秀工人形象的同时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 只要有共产主义觉悟，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显然是违背规律，也违背事实的。

……

由于受到特殊时代的影响，建国初期工业小说中的工人形象高大、完美，甚至完美到没有家庭生活和业余生活，读者只能看到没完没了的车间、工地，造成审美上的疲劳。工人中的先进人物老是对他们的家人发火说:“休息、休息，你就只知道休息，我哪有心思休息。”连正常的恋爱生活也几乎没有。很明显，这些高大光辉的工人形象被拔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以上文字是抄袭2007年上海大学蔡羚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时期上海的工人文学创作——暨工人小说家论》。原文如下：

《钢人鲁佛祥》中的鲁师傅是副机械师,负责检修、维护和改进机器设备。他虽然没有站在轧钢机旁轧钢,但是他辛勤劳动的汗水同样融化在了每一块钢锭中。他知道,机器如果缺少像他这样的“保姆去关怀和爱护,轧钢工人力量再大,也是连一根钢也轧不出来的。”他犯了关节炎,又受了工伤,已住进了医院,可是一听说工厂里正安装吨的大飞轮,他就想方设法逃离医院来到厂里,解决了飞轮安装上的被称为“鸡蛋放进洋瓶口”的技术难题。胡万春用十分动情的笔墨揭示鲁师傅的内心世界“解放以后,早上上班时,他人还没有到厂里,在老远的地方,他会站着先看一看厂里的烟囱是不是在冒烟。夜里,他睡在床上,梦中也会看到轧钢机。是呀,多少年啦他把工厂当作了自己的家。”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一种对工厂的强烈认同感。

《老八吨》写的是铸钢车间主任张海山。他因为曾亲手浇铸过一件吨重的大铸件得了这个美名。如今,为了实现上海年产万吨钢的任务,他们厂要在个月里从平地上造起一个中型钢板轧制车间,其中最困难的一件工作就是要在图纸还没有到的情况下浇铸吨重的大机架。“老八吨”凭着“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带领工人们集思广益,让总工程师打长途电话记下机架木模的大概尺寸,先做好粗坯,等拿到图纸后再修改木模。最后,依靠着全体工人的顽强拼搏,终于在四天里完成了浇铸任务,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故事显示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的崇高和伟大。他们在巨大精神力量的鼓舞下可以作出前人所不敢想、也不能做的许多惊人的创举。

……

在费礼文的《上海一宝》里,李福样问周围的伙伴“是时间管人呢还是人管时间”伙伴们说“当然是时间管人。”李福样听了摇头道“不对,是人在管理时间！24小时虽是固定的,但我们却能做48小时的事情。”一个科室人员争辩道“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情,他又没有长6只手。”李福祥反驳说“别说三个,就是上十上百的事情,我们也能一下子挑起来。”争辩的人不服气“有什么依据”李福样坚定地回答“我们工人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小说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有共产主义觉悟,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显然是违背真理,也违背事实的。

……

先进人物高大、完美到没有家庭生活和业余生活,读者只能看到没完没了的车间、工地,造成审美上的疲劳。先进人物老是对他们的爱人发火说“休息、休息,你就只知道休息,我哪有心思休息。”恋爱生活也少的可怜。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八：

小说中的李希贤是一个平时喜欢制造谣言、散布消极情绪的特务，但他的“保密”工作一直做得比较到位，直到最后一刻他的特务身份才被落实，而他被发现是特务时的情景是李希贤的上线逼迫老佟头做内应，这时候迫不得已才把李希贤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一场景中李希贤自己本人却根本没有出场，也就是说作者对他的塑造完全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如果我们阅读整部小说，会发现李希贤假如没有这个特务身份的话，其实他对新政权的不满与一个留用人员因失去特权而产生的不满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因而他的形象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刻画，或者说只有当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特务时，我们读者才恍然大悟，否则根据他的言行我们根本无法有效地判断他的身份。就整部小说的结构而言，李希贤也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他的罪行只是将国民党特务力量与老佟头联系起来，也就是把那些缺乏无产阶级意识的“落后工人”转化为了共产党的“敌人”，而他自己作为一个特务并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滔天罪行。关于他的最终下场，小说只给了一句话来交待李希贤这个特务是如何被歼灭的。虽然李希贤的下场被描写的非常简单，但老佟头被指认为特务、遭众人唾骂的场景却被作者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刻画，这说明在小说作者看来老佟头而非李希贤才是他真正要表现的“反面形象”。

以上文字是抄袭黄敏劼在2007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想象建设与革命的方式——以草明为中心的 50 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研究》，原文如下：

《原动力》中的特务李希贤平时只是制造谣言、散布消极情绪，直到最后一刻才出现李希贤的上线逼老佟头作内应的情节从而将他的特务身份落实，而在这一场景中李希贤本人根本没出现。如果没有特务的身份，李希贤对新政权的不满与一个留用人员因失去特权而产生的不满没什么不同；在结构上他也只是将老佟头与国民党特务力量联系起来，是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的“落后工人”转化为“敌人”的工具——小说只有一句话交待特务被歼灭，但却详细描写了老佟头被指认为特务、遭众人唾骂的场景，这说明小说真正要表现的“反面形象”是老佟头。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十九：

根据草明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述，她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她曾感到非常的苦恼，而苦恼的原因就在于：“人家不管是写土改还是写军队，都有敌我斗争。我写镜泊湖（即小说中玉带湖——引者注）都是工人们意气昂扬，上上下下一心奉献，这样不怕人家说我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吗？”显然作者是考虑到当时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这一问题。作者想起的解决方案则是：“我想起宋鸣岐厂长曾经说过湖的对岸还有胡子出没，我何不加这么一段，显现出情节跌宕有致呢？”由此可以发现，虽然当时的的确确可能有一些现实的因素，但草明在其小说中设置这样一个否定性人物，主要目的还是来响应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从更高一点来说，当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是否有特务在现实中破坏生产，而是当时主流话语宣称的思想是怎样的。

以上文字是抄袭黄敏劼在2007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想象建设与革命的方式——以草明为中心的 50 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研究》，原文如下：

据草明回忆录中的记述，创作小说的时候她曾感到苦恼：“人家不管是写土改还是写军队，都有敌我斗争。我写镜泊湖（即小说中玉带湖——引者注）都是工人们意气昂扬，上上下下一心奉献，这样不怕人家说我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吗？”紧接着，“我想起宋鸣岐厂长曾经说过湖的对岸还有胡子出没，我何不加这么一段，显现出情节跌宕有致呢？”现实中是否有特务破坏生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便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也绝非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人们对现实的想象的呈现。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

对于那些需要被否定的人物形象，作者特别注意描写他们的“堕落”行动和语言。例如当沈浩如被马菲霞给勾引上时，马菲霞面对那本是沈浩如为女友简素华准备的精美新居时，心中忍不住一阵窃喜，自己多年的梦想也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能清闲安逸地过日子，这个梦想现在终于要实现了。由于此种原因，在小说中作者对于那些代表着城市生活中平稳安逸的一面，如洁白的床单、舒适的住房、精美的饮食、考究的家具、甚至连工作时间妇人闲聊等等都是绝对的排斥，甚至认为这是为人不齿的，这就说明反面人物享乐化的和他们生活的舒适化追求又一次被彻底地封杀和否定了。

以上文字是抄袭金进在2003年第3期《当代文艺研究》发表的《新的城市意识观照下的离析与重构———试析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原文如下：

对于后者,作家十分注意对他们的“堕落”语言和行动的描写,当马菲霞勾引上沈浩如,面对那布置好的新居时(这个新居本是沈为女友简素华准备的),心中窃喜,自己终于能做一个清闲安逸的家庭主妇了。小说中对城市生活中平稳安逸的一面绝对排斥,那舒适的住房、考究的家具、洁白的床单、精美的饮食甚至连工作时间妇人闲聊也被看作是为人不齿的,城市生活的舒适化和享乐化的一面再次被有力地封杀了。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一：

草明在“工业题材”小说《乘风破浪》中描写了这样一个被众人爱慕的形象，他就是钢铁联合企业中的核心厂——炼钢厂的厂长宋紫峰。在小说家的眼里，宋紫峰首先是一个值得人肯定的正面人物形象。从他的外貌来讲，他是一个“仪态潇洒、体格魁梧的中年男子。”从这样的修饰语词来看，作者对于宋紫峰的态度完全都是正面肯定的。再从宋紫峰的成长经历来看，也几乎都是完美的。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因而可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建国后，为了更好的学习先进技术，他又去苏联留学。由于这些独特的革命学习经历，有人评价宋紫峰为“老干部，要政治有政治，又去外国学了炼钢，掌握了技术”。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宋紫峰几乎是完美的典范。为了更加凸显他的正面形象，小说《乘风破浪》还专设前两章来把他摆在了各种关系的中心位置上，让他通过处理自己与竞争对手、上级领导、工人、工程师甚至是做宣传部长的妻子的关系中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位置，而通过这一系列的展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对他投以羡慕、欣赏、爱慕或钦佩的目光。由此宋紫峰也就被呈现为一个置身于炼钢厂中的强有力的主体。

以上文字是抄袭黄敏劼在2007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想象建设与革命的方式——以草明为中心的 50 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研究》，原文如下：

宋紫峰是钢铁联合企业中的核心厂、炼钢厂的厂长，是一个“仪态潇洒、体格魁梧的中年男子”。他于延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去苏联留学，被人评价为“老干部，要政治有政治，又去外国学了炼钢，掌握了技术”，几乎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典范。小说的前两章就将他摆在了各种关系的中心，上级领导、竞争对手、工程师、工人、做宣传部长的妻子都对他投以欣赏、羡慕、钦佩或爱慕的目光。置身于炼钢厂中的宋紫峰被呈现为一个强有力的主体。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二：

十七年工业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在自觉地完成了性伦理观念的转换，对她们而言，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指导下的婚恋观不仅代表选择了个人情爱，更为重要的是选择革命生产建设的同盟军。柳溪的《我的爱情故事》云鹏面对爱人说：“金燕!让我们团结战斗吧，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建设咱这美丽的故乡爱祖国的观念不是空的。党已经为我们制定了宏伟的目标，咱们携起手来大干社会主义吧，有你这样的伴侣，我多幸福!”金燕则紧紧握住云鹏发烫的大手，钦敬和爱慕地说：“二哥，你可真是一个铁打钢铸的人!”这里的爱情表白显现出坚定的生产建设精神。从金燕等女性生产建设者身上我们看到只有愿意继续在生产建设事业上共同奋斗的爱情才是崇高的，才会开花结果。在由爱情婚姻缔结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仅不再是生育的工具更摆脱了五四女性那样为爱不顾一切，丧失理性，甘愿沦为爱的奴隶的窘境，女性在时代理性精神的烛照下，有了选择和舍弃男性伴侣的权利。共同革命志向不但成为建立新型两性关系的基础，还成为检验革命者革命意志的试金石。

以上文字是抄袭谢纳在2005年第2期《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的《“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学思考》，原文如下：

在自觉地完成了性伦理观念的转换后,林道静不但选择了革命者江华的爱,更重要的是她成为革命者的同盟军。柳溪的《我的爱情故事》云鹏面对爱人说:“金燕!让我们团结战斗吧,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建设咱这美丽的故乡!爱祖国的观念不是空的。党已经为我们制定了宏伟的目标,咱们携起手来大干社会主义吧,有你这样的伴侣,我多幸福!”金燕则紧紧握住云鹏发烫的大手,钦敬和爱慕地说:“二哥,你可真是一个铁打钢铸的人!”这里的爱情表白显现出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从林道静和金燕身上我们看到只有愿意继续在革命事业上共同奋斗的爱情才是崇高的,才会开花结果。在由爱情婚姻缔结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仅不再是生育的工具,而且摆脱了像子君那样的五四女性为爱不顾一切,丧失理性,甘愿成为爱的奴隶的窘境,女性在时代理性精神的烛照下,有了选择和舍弃男性伴侣的权利。这对于一向逆来顺受的女性而言,可谓是历史性的进步。那些邪恶的背叛革命的男性无疑都面临被女性抛弃的窘迫命运。《红豆》、《幸福》中的女性在面对爱情与革命的冲突时,都毅然选择了后者。共同革命志向不但成为建立新型两性关系的基础,还成为检验革命者革命意志的试金石。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三：

《乘风破浪》中小说的男主人公宋紫峰首先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关于这一点，作者草明是这样描写的：

这儿的东西，动不动以吨做单位，人走进这样的车间，觉得自己十分渺小。不过宋紫峰的感觉有点与别人不同。他觉得自己十分高大，那十多丈高的房顶仿佛举手就可摸到。这些笨重的东西，不是样样都听他指挥么？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员，不是他来了之后，就叫它们月月超额增产么？他每天在车间巡视时总是快活的，同时也是严厉的。他也总觉得人人都尊敬他、佩服他。啊，他是这儿的最高指挥者、统帅。

但是，仔细阅读上面的一段话，倒数第二句中的“觉得”一词已经开始流露出了一定的暗示，说明真实的情况可能与此并不完全相符。也就是说，宋紫峰或许并不是其他小说中经常塑造的那样，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主体性，他还有许许多多自己的弱点。小说的主要矛盾是这样的，作为厂长的宋紫峰认为钢铁公司给炼钢厂订的增产任务是不切实际的，是完全过高的，因而自己领导的工厂无法完成索性自己也就不配合完成。这一举动引起了工人群众和上级领导的极大不满，首先是那些先进工人，这些工人群众认为宋紫峰太过于保守、太过于官僚，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妨碍了钢铁的增产，事实上，上面给出的炼钢任务是完全有可能完成的。而党的领导干部则认为他缺乏政治意识，完全不服从国家的生产计划，因而他只是一个轻政治重技术的人物。宋紫峰所暴露出来的每一个缺点，无疑都是非常致命的错误，都使人无法不把他看成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形象。

具体说来，宋紫峰身上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致命的弱点，而且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是一个不道德的致命弱点——婚外恋。当时许多小说中都喜欢用婚外恋来揭示人类的私欲，直到现在的许多小说中，作者还经常使用这一情节。早期的如《铁水奔流》中的李大贵是一个先进工人，但他在成长过程中也面临了很严重的生活作风的问题。后来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厂长王清泉，也是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私欲，而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而《乘风破浪》中的厂长宋紫峰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原本有一个贤惠能干、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妻子邵云端，却后来没有控制住自己的私欲发展了一个婚外恋对象汪丽斯。汪丽斯是宋紫峰在苏联留学时认识的一个工程师，由于专业以及后来他们各自的职务的原因，使得他们有机会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来发展这场婚外恋。整个婚外恋的过程虽然汪丽斯占据了一定的主动，但宋紫峰在这一方面的懦弱无疑也是这场婚外恋的一个重要前提。对此，作者这样描写道：

她几乎一看见宋紫峰便爱上了他，每天晚饭后都要和他沿着河边散步。……宋紫峰这人马虎大意，没有觉察他对自己特别近乎，反正谁找他，他就热情地和谁玩。偏偏汪丽斯一点也不放松他，不久，他所有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她占了。……她疯狂地沉醉在他那洒脱的仪态和殷勤的体贴里，但是她同时也发觉他好像不懂爱情似的，他对她的种种暗示和挑逗，只是采取了欣赏的态度，而并无反应。

显然，这里的宋紫峰是缺乏觉悟的。而当汪丽斯终于投怀送抱时，“宋子峰有些惊慌失措，为了承担这个并不矮小的女人的分量，腰身紧靠着栏杆以支持全身的重量，不知该说什么好。汪丽斯看见他没有动弹，搂他搂得更紧。”可以看出，宋紫峰虽然表面上似乎是稀里糊涂地落进了一场婚外恋的圈套，但其实却完全是由于自己缺乏控制力，无法克服自己的内心私欲才造成的。所以作者在小说中才会说“每一次会面……他要用很大力量才能抵挡住她的引诱”，但虽然他试图去抵制这种异性的诱惑，但最终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婚外恋的迷局。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宋紫峰的缺乏毅力、缺乏意志造成的，而他后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更显示了他的懦弱和缺乏主见：

和妻子离婚么？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和汪丽斯结婚么？他也没有这个强烈的要求。倒霉的是这两个女人都认为没有他就生活不下去。他想自个儿离开兴隆，远离她和她。

以上文字是抄袭黄敏劼在2007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想象建设与革命的方式——以草明为中心的 50 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研究》，原文如下：

宋紫峰是钢铁联合企业中的核心厂、炼钢厂的厂长，是一个“仪态潇洒、体格魁梧的中年男子”。他于延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去苏联留学，被人评价为“老干部，要政治有政治，又去外国学了炼钢，掌握了技术”，几乎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典范。小说的前两章就将他摆在了各种关系的中心，上级领导、竞争对手、工程师、工人、做宣传部长的妻子都对他投以欣赏、羡慕、钦佩或爱慕的目光。置身于炼钢厂中的宋紫峰被呈现为一个强有力的主体：

   这儿的东西，动不动以吨做单位，人走进这样的车间，觉得自己十分渺小。不过宋紫峰的感觉有点与别人不同。他觉得自己十分高大，那十多丈高的房顶仿佛举手就可摸到。这些笨重的东西，不是样样都听他指挥么？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员，不是他来了之后，就叫它们月月超额增产么？他每天在车间巡视时总是快活的，同时也是严厉的。他也总觉得人人都尊敬他、佩服他。啊，他是这儿的最高指挥者、统帅。（第 1108 页）

倒数第二句中的“觉得”一词暗示这种完整的主体性有其虚幻的一面，要完成对于革命的叙述，宋紫峰的主体性必须一点点被击碎。小说的主要矛盾是宋紫峰认为钢铁公司给炼钢厂订的增产任务过高，不配合完成，引起了上级领导和工人群众的不满——党的干部认为他重技术轻政治，不服从国家的生产计划；先进工人则认为他的保守、官僚，妨碍了增产。可是宋紫峰每暴露出一个缺点作者都会为他寻找一些理由，减轻他的错误，使人无法把他看成一个反面人物。

   ……

   宋紫峰的另一个污点来自一场婚外恋。婚外恋是当时小说中用以揭示私欲的常用情节：《铁水奔流》中的先进工人李大贵在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过程中，通过结束一场婚外恋表示了对私欲的克服；《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问题厂长王清泉也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而厂长宋紫峰的妻子邵云端是市委宣传部长，婚外恋对象是在苏联认识的工程师汪丽斯，他们各自的职务使这场婚外恋的开始和结局几乎变成了小说主题的另一种呈现。富有意味的是，在这场用以揭示私欲的婚外恋中，宋紫峰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欲望。从在苏联留学的时期开始，汪丽斯都是主动出击的人——

……

这似乎完全是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姑娘”的自作多情，宋紫峰若有错误大概就是“太有魅力”又太没有“戒心”。而当汪丽斯终于投怀送抱，“宋子峰有些惊慌失措，为了承担这个并不矮小的女人的分量，腰身紧靠着栏杆以支持全身的重量，不知该说什么好。汪丽斯看见他没有动弹，搂他搂得更紧。”他似乎是稀里糊涂地落进了一场婚外恋的圈套，虽然“每一次会面……他要用很大力量才能抵挡住了她的引诱”，但在对他们俩交往过程的描写中，汪丽斯从来没有被表现为一个有女性魅力的人（第1120—1122 页）。小说中唯一的对她美丽的描绘，是在这场婚外恋结束的时候，并且是从妻子邵云端的视角：

……

   和妻子离婚么？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和汪丽斯结婚么？他也没有这个强烈的要求。倒霉的是这两个女人都认为没有他就生活不下去。他想自个儿离开兴隆，远离她和她。（第 1129 页）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四：

最为典型的人物当然是李学文，他作为新时代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之一，非常关心整个工厂的发展和建设，积极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甚至可以为工作放弃本来应该是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和爱情诱惑。凭借他的种种努力和优秀表现，李学文在技术创新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并被评为劳动模范。同时，李学文也是一个不断根据党的号召逐步成长的人物。作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在党的长期教育和自己的自觉学习中，他逐渐克服了自己暴躁的毛病，开始变得谦虚谨慎起来，自觉地与更多的工人朋友团结在一起，最终的结局自然是非常圆满的，他和众人走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天地。副厂长刘国梁同样也是一个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人物，他在小说中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物，他由于把农村的工作经验没加改革就直接照搬到工厂的管理中，因而阻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而最后这种缺陷则逐步被改正过来，进而有效地领导整个工厂进一步向前发展。草明通过对刘国梁的心理活动所作的细致分析，敏锐地思考了干部在新时代如何成功转型的问题，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作家往往都是把这些人物的良好结局与党的教育紧密关联起来的，认为这些人物之所以最后能够获得成功都是党的教育的结果。另外，这部小说作品中还同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总之无论是谁，在这个全新的工人大集体中，最后的结局都是错误的思想被纠正了，有缺陷的人物变得高大起来了，落后的人物也在积极地去追求进步，因而一切都是光明灿烂的。

以上文字是抄袭李惠芳和徐敏在2005年第2期《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工业题材小说的开拓者谈——草明的创作》，原文如下：

李学文是新时代工人的代表。他关心整个工厂的建设，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工作放弃

了休息和爱情，在技术创新中取得了突出成绩，被评为劳动模范。作为个性鲜明的个人，他还逐渐克服了自己暴躁的毛病，谦虚谨慎，与更多的工友团结在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天地。副厂长刘国梁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物。他把农村的工作经验照搬到工厂的管理中，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通过对他的心理活动所作的细致分析，作家思考了干部在新时代如何转型的问题。作品中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总之，在这个新的集体中，错误的思想被纠正，落后的人物在进步，奏响了建设新中国的昂扬乐章。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五：

《家庭问题》、《路考》和《时间》这三部小说都是通过对父子关系的描述来赞颂工人阶级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高尚品质。老工人杜师傅，交通监理老梁师傅，煤矿井下水泵工季艾水等等在遭遇到两难的困境时，都会义无反顾地把天平倾斜到了党和国家这一侧。阅读过这些小说的读者都会发现这样的矛盾冲突，这些老工人在国家与个人亲情之间会有一个艰难的选择，而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他们最终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亲情，把国家摆在最为重要的第一位。他们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和崇高的理想：社会主义的高度繁荣和未来的共产主义。

以上文字是抄袭贾玉民、李长银和李虹霈在2001年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社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中国工业文学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原文如下：

张天民的短篇小说《路考》(1962)、胡万春的《家庭问题》和焦祖尧的《时间》 (1964年),都是通过父子关系来赞颂工人阶级传统的高尚品质的。交通监理老梁师傅,老工人杜师傅,煤矿井下水泵工季艾水,这些老工人在国家与个人亲情之间,毫不犹豫地把国家摆在第一位,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六：

在解放区以至不久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工人阶级彻底摆脱了受奴役的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完全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因而他们以往苦大仇深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没有人会再有悲剧式的生命存在。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郭沫若在 1948年才说中国进入了“悲剧的解放”的时代。所谓悲剧的解放，其真正的含义就是悲剧的结束。也就是说当然普遍认为劳动者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已经获得了彻底的翻身，他们以往的悲剧命运已经被彻底的改变，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偶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也会以喜剧而终结。在此乐观情绪下，整个五六十年代工业题材的小说中对悲剧艺术的探索和悲剧性描写几乎绝迹了。这种现象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直到新时期，在经过了“十年浩劫”的历史性灾难后，加上现实生活的复杂化，人们才重新正视现实中悲剧的存在，而且在工业题材小说中重现悲剧美。

以上文字是抄袭贾玉民、李长银和李虹霈在2001年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社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中国工业文学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原文如下：

在解放区以至不久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工人阶级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如郭沫若在1948年所说,中国进入了“悲剧的解放”的时代。劳动者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翻了身,悲剧命运已经改变,即使偶有发生,也会以喜剧而终结。在此乐观情绪下,五六十年代工业文学中的悲剧性描写和对悲剧艺术的探索几乎绝迹了。直到新时期,经过了“十年浩劫”的历史性灾难后,加上现实生活的复杂化,人们才重新正视现实中悲剧的存在,而且在工业文学中重现悲剧。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七：

内容也充满了“讲家史”、“讲厂史”和“忆苦思甜”的描写，充满了对作坊式的“技术革新”的赞美和“夺红旗”“车间竞赛”的热闹，充满了一片纯洁明净的“车间工人阶级情谊”，这样的工业小说无疑不能表现出宏大的工业建设场面，且难以发掘出独特的工业文化底蕴。

建国初期的工业作家创作视野明显具有狭隘性，其笔下不过一片片厂房，兴趣常常局限于某个车间，关注的是封闭性的“工厂生活”和“车间风波”，所以说，那时的工业小说实际上是“工厂小说”甚至只能算“车间小说”。

以上文字是抄袭李运抟在2001年第1期《文艺评论》发表的《关于当代“工业小说”创作历史的整体反思》，原文如下：

17年时期的工业小说,充满了“讲家史”、“讲厂史”和“忆苦思甜”的描写,充满了对作坊式的“技术革新”的赞美和“夺红旗”的热闹,充满了单纯明净的“工人阶级情谊”,当然与此有关。“文革”时期在砸碎“资产阶级”的“管、卡、压”的声讨中, “大锅饭”吃得更加牢固更心安理得。尽管“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响彻云霄,落到实处则只有“抓革命”而无“促生产”。

如此而来,内容本该丰富复杂的“工业题材”便成了简单的“工厂题材”和“车间题材”。不仅使“工业题材”与整个社会出现隔离,也使工业小说的审美视野变得狭隘。作家的视野不过一片片厂房,兴趣常常局限于某个车间,关注的是封闭性的“工厂生活”和“车间风波”。工业小说实际上是“工厂小说”甚至只能算“车间小说”。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八：

例如，在《风雨的黎明》这部小说中，作者罗丹仅仅抓住历史转折点这一个大的视角，但又把描述的对象直接浓缩到具体的生产车间中来，把鞍钢工人深重的历史苦难与强烈的新生活喜悦交织起来，从而也就从侧面写出了工人命运的历史变迁。围绕敌我矛盾这条主线，作品虽不编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却透过大量惊心动魄、曲折复杂的生活画面，反映了八路军“一进鞍钢”后工人护厂队与国民党分子的秘密护厂队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凸现出工人阶级在风雨黎明中的觉醒和成长。遵循忠实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作品不为时尚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要求所囿，没有一味设计理想化的工人形象，而是坚持从工厂圈里、从生活土壤中发掘人物，写出了既有工人阶级崇高品质，又有个人七情六欲、优长缺失的极富个性化色彩的工人形象。特别是对老工人解年魁的形象刻画，作者不仅突出他善良宽容、纯朴正直的性格，写活了人物具有“鞍钢活字典”的丰富阅历，也反映了中国工人与农民的天然联系，并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文学的激情和美学的思考。其他像工人闻长山的刚正不阿、沉郁冷峻，石宝树的幽默风趣、爱凑热闹，徐庆春的率直鲁莽、锋芒毕露，以及工人们与鞍钢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和爱厂如家的浓烈情感，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历久不忘。

以上文字是抄袭樊洛平在1997年第5期《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的《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考察与反思》，原文如下：

就《风雨的黎明》而言，抓住历史转折点的大视角，作品把鞍钢工人深重的历史苦难与强烈的新生活喜悦交织起来，写出了工人命运的历史变迁; 围绕敌我矛盾这条主线，作品虽不编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却透过大量惊心动魄、曲折复杂的生活画面，反映了八路军“一进鞍钢”后工人护厂队与国民党分子的秘密护厂队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凸现出工人阶级在风雨黎明中的觉醒和成长;遵循忠实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作品不为时尚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要求所囿，没有一味设计理想化的工人形象，而是坚持从工厂圈里、从生活土壤中发掘人物，写出了既有工人阶级崇高品质，又有个人七情六欲、优长缺失的极富个性化色彩的工人形象。特别是对老工人解年魁的形象刻画，作者不仅突出他善良宽容、纯朴正直的性格，写活了人物具有“鞍钢活字典”的丰富阅历，也反映了中国工人与农民的天然联系，并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文学的激情和美学的思考。其他像血统工人闻长山的刚正不阿、沉郁冷峻，石宝树的幽默风趣、爱凑热闹，徐庆春的率直鲁莽、锋芒毕露，以及工人们与鞍钢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和爱厂如家的浓烈情感，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历久不忘。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二十九：

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就突破了以往的对于阶级概念狭隘化的理解方式，而去寻找另外一些叙事焦点，以期最大限度地拓展对于阶级概念的多重理解。这部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工人形象——梁建，并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工业建设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矛盾还仅仅是未来的矛盾的端倪初露，然而对当时仍陶醉在完全乐观的社会氛围中的评论家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于是一些人大惊小怪，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有人怀疑梁建形象的真实性，有人责怪作者没有说明蜕化的梁建式干部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是少数，有人认为没有写出梁建蜕变的历史根源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文字是抄袭贾玉民在1998年第6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发表的《中国工业文学的理论建设》，原文如下：

“左”的影响还表现在当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出版后批评界的反映。从今天看来,这部小说的梁建形象以及由此揭示的工业建设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仅仅是未来的矛盾的端倪初露,然而对当时仍陶醉在完全乐观的社会氛围中的评论家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于是一些人大惊小怪,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有人怀疑梁建形象的真实性,有人责怪作者没有说明蜕化的梁建式干部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是少数,有人认为没有写出梁建蜕变的历史根源等等。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三十：

例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望着银环轻盈、俊丽的身材，他不由脱口赞道“真是个好姑娘”，但革命意识立刻蹦出来扼住了情感的蔓延，他在心底对自己说：“晓冬啊，晓冬!党派你进都市，是来开展工作，还是追求什么个人问题?你知道吧!下面对领导，固然看原则，更多的人是看生活作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是从生活作风来的。你才二十八岁，年轻嘛，为党为人民再工作五年、十年，再来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大不了?”这说明在这一叙事中，革命者对私人情感生活的高度克制，成了一种非常必要的“考验”。 而就这些小说的结尾而言，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情节设置，例如小说里面政治权威往往都是将美满的爱情结局作为一种“奖励”分配给那些公而忘私的英雄。通过了这重重“考验”的关口，美好的爱情才能作为胜利的“奖赏”，最终“分配”给有革命信仰的最坚定分子。

以上文字是抄袭魏汉武在2009年第二期《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功利政治的附庸与点缀——试论“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原文如下：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望着银环轻盈、俊丽的身材, 他不由脱口赞道“真是个好姑娘” , 但革命意识立刻蹦出来扼住了情感的蔓延, 他在心底对自己说:“晓冬啊, 晓冬! 党派你进都市, 是来开展工作, 还是追求什么个人问题? 你知道吧! 下面对领导, 固然看原则, 更多的人是看生活作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好坏, 很大程度上是从生活作风来的。你才二十八岁, 年轻嘛, 为党为人民再工作五年、十年, 再来谈这个问题, 有什么大不了?”

……

在这一叙事中, 革命者对私人情感生活的高度克制, 成了一种非常必要的“考验”。通过了这重重“考验”的关口, 美好的爱情才能作为胜利的“奖赏” , 最终“分配”给有革命信仰的最坚定分子。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三十一：

如费礼文的小说主要以描写劳动竞赛为主题。《竞赛没有结束》是费礼文的代表作，他写了车工盛利在完成自己生产任务的同时向上海全市的车工提出了“保证质量，提高切削效率”的倡议，并且促成了全市车工切削竞赛的蓬勃展开，并创造了一个个新的纪录。小说重点描写了盛利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的想法，穿插了细腻的心理描写。

其他作家的工人文学也有大量地描写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及这方面的竞赛活动的情节。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技术攻关活动中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给周围工人群众以极大的示范作用。围绕质量问题，工人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种态度的冲突，最后，总是坚持质量第一的一方说服了对方，产品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小说故事情节也主要围绕生产难题或技术难题展开，形成“接 受任务——不同意见争论——干部教育或工人自我反省、思想斗争——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最后成功”这样的惯常模式。

以上文字是抄袭2007年上海大学蔡羚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时期上海的工人文学创作——暨工人小说家论》。原文如下：

《竞赛没有结束》是费礼文颇负盛名的一篇小说。小说写了上海机床厂的优秀车工盛利在年就完成了年的生产任务,还向全市车工提出了开展“保证质量,提高切削效率”运动的倡议。此后,全市车工的切削竞赛就蓬勃展开,先是盛利创造了公尺的记录,然后又是汽轮机厂的三级工宋万庆,居然创造了公尺的新纪录,但是,这篇小说的重心显然并不是描述紧张、刺激的竞赛过程。小说实际上写的是盛利的心理活动过程。他如何看待竞赛,如何理解个人价值,又是怎样在劳动竞赛过程中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升华。正是这种比较细腻的心理描写才使小说具有比较深刻的意义。

……

工人阶级文学大量地描写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及这方面的竞赛活动。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技术攻关活动中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给周围工人群众以极大的示范作用。围绕质量问题,工人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种态度的冲突,最后,总是坚持质量第一的一方说服了对方,产品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小说故事情节也主要围绕生产难题或技术难题展开,形成“接受任务—不同意见争论—干部教育或工人自我反省、思想斗争一一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最后成功”这样的惯常模式。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三十二：

以《欢乐的离别》为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厂子里搞起机械化运动，“俺”就调到指挥部里当统计员，专门统计各车间机械化的数量。一天，师傅对“俺”说：“小李子，你在统计的时候，要不断给我提个醒，工厂的手工活咱们包了，不‘化’完就不收兵，可甭让一件手工操作漏过去呀!”厂子里的机械化运动进展得很顺利，可这天，“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俺师傅——这个一天忙着给别的工序机械化的老工人，他那把大铁锤还没扔掉，这真叫人好笑。……这样的故事情节在现在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且不说在工业技术还很落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厂里的机械化运动能否真的“像冬天燎荒似的”那样快，就算是这种“机械化运动”真能捷报频传，难道就会“先进”到连个铁锤都无处放置的地步吗?  时至自动生产线、流水线已很普及的今天，铁锤也仍不失为工厂里有用的工具，也尚未有与之做“欢乐的离别”的必要，那么半个世纪前的这种“欢乐的离别”，不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意识形态梦呓吗！

以上文字是抄袭藏策在2004年第1期《淮南师范学院学报》中发表的《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原文如下：

而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则完全是靠叙述者那单调的声音,来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厂子里搞起机械化运动,俺就调到指挥部里当统计员,专门统计各车间机械化的进度。……那天,师傅对俺说:“小李子,你在统计的时候,要不断给我提个醒,全厂的手工活咱们包了,不`化'完就不收兵,可甭让一件手工操作漏过去呀!”厂子里的机械化运动,就像冬天燎荒似的,一点就扑扑拉拉着开了。指挥部门口刚停下报捷的锣鼓,就又响起报喜的鞭炮……可这天,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俺师傅———这个一天忙着给别的工序机械化的老保全工,他自己却没“化”,他那把大铁锤还没扔掉,这真叫人好笑。

“北万”的这种叙述方式不但乏善可陈,而且根本就是荒唐可笑的。且不说在工业技术还很落后的20世纪50- 60年代,工厂里的机械化运动能否真的“像冬天燎荒似的”那样快,就算是这种“机械化运动”真能捷报频传,难道就会“先进”到连个铁锤都无处安置的地步吗?时至自动生产线、流水线已大量普及的今日,铁锤也仍不失为工厂里有用的工具,也尚未有与之做“欢乐的离别”的必要,那么半个世纪前的这种“欢乐的离别”,不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意识形态梦呓,又会是什么呢?

于文夫博士论文原文之三十三：

我们先来看辞典对“工人阶级”的解释：

工人阶级，亦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指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出现于十四和十五世纪欧洲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成长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和机器工业发展以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是掌握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按《辞海》解释，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先进的阶级，但即使如此，也不等于工人阶级已经就是一个至善至美、完美无缺的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群体，显然还要发展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若完美无缺就无需发展了，况且，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一切的人和事都是在变化之中的，工人阶级也不例外。

在建国初期后，我们却是教条主义的将工人阶级视为一个完美无缺的阶级。我们从不敢说这个阶级还有待完善成熟，因为它已被称为“最伟大最先进”。工人阶级被视为当然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又是其先锋队，人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牢固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观念：工人阶级就等同真理的代表和光明的象征。建国以来很长时间的工业小说创作，就是教条主义的从这种固定观念出发。由此，作家们只能对工人阶级采取一味的歌颂和赞扬，担心的只是歌颂不够赞扬不足。这当然不可能真实表现出现实中那个活生生的“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

另外，对“工人阶级”的理解还常常是从特定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既然是从特定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工人阶级强调的就全是“阶级觉悟”、“阶级友爱”、“坚定的阶级立场”、“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体力劳动者的光荣”。因此，那些“脑力劳动者”而且又“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阶层则必然被排斥在外。甚至不承认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是“劳动”，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是工农大众养活的“精神贵族”，反映在工业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不仅受到轻视没有地位，即使出现也是灰色的令人讨厌，需要改造的角色。

对“工人阶级”的错误理解还体现在：抽象的看待工人阶级。阶级的先进与否，往往是从整体出发的基本概括。但这不等于说属于这个阶级的人们就一定都思想先进品格高尚。事实上工人阶级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个人所构成，每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是复杂不一的。如果创作上仅仅只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以此作为对“工人阶级”的尺度规范，显而易见是无法真正写出思想各异的工人形象来的。

以上文字是抄袭李运抟在2001年第1期《文艺评论》发表的《关于当代“工业小说”创作历史的整体反思》，原文如下：

先来看我们辞典对“工人阶级”的解释:

　　工人阶级,亦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指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出现于十四和十五世纪欧洲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成长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和机器工业发展以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是掌握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

按《辞海》解释,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先进的阶级,但即使如此,也并不等于工人阶级已经就是一个至善至美、完美无缺的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群体,显然还要发展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若完美无缺就无需发展了。况且,世界上本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包括人和人之群体。况且,一切的人和事都是在变化之中的。但建国后很长时间,我们却恰恰是教条主义的将工人阶级视为一个完美无缺的阶级。我们从不敢说这个阶级还有待完善成熟,因为它已被称为“最伟大最先进”。由于工人阶级被视为当然的“领导阶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其先锋队,人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牢固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观念:工人阶级就等同真理的代表和光明的象征。建国以来很长时间的工业小说创作,就是教条主义的从这种固定观念出发。由此,作家们只能对工人阶级采取一味的歌颂和赞扬。担心的只是歌颂不够赞扬不足。这当然不可能真实表现出现实中那个活生生的“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

其二,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

教条主义不说,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理解还常常是从特定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极左思潮泛滥时尤甚。既然是从特定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工人阶级强调的就全是“阶级觉悟”、“阶级友爱”、“坚定的阶级立场”、“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体力劳动者的光荣”。由此,那些“脑力劳动者”且又“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阶层则必然被排斥在外。甚至不承认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是“劳动”。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是工农大众养活的“精神贵族”。新时期以前的“工业小说”中,知识分子不仅没地位,即使出现也是灰色的令人讨厌的角色。“工程师”之类都是需要“思想改造”的“旧社会产物”。除非你是“工人阶级出身”。

……

其三,抽象地看待“工人阶级”。

作为一个整体,工人阶级比农民阶级当然要思想先进。但我们往往是抽象地看待工人阶级的这种先进性,从而忽视或者说不愿承认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是从整体抽象出来的一种群体概念。“阶级”的先进与否,也是从整体出发的基本概括。但这并不等于说凡属这个阶级的人们就一定都思想先进品格高尚。事实上工人阶级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个人所构成,每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是复杂不一的。如果创作上仅仅只是从抽象概念出发并以此作为对“工人阶级”的尺度规范,显而易见是无法真正写出思想各异的“这一个”工人来的。